李先念：新四军第五师的创建者深入敌后虎胆雄威

无邪秦淮 2017-11-18 

李先念将军是湖北红安人。在中原抗战烽火里，他建立了新四军五师，并一直浴血奋战在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中原地区。他率领新四军五师先后抗击了15万日军、8万伪军，对日伪军主要战斗1262次，毙伤俘日伪军和投诚反正官兵4.3万多人，创建了东起皖西宿松、太湖,西到襄西的荆门、宜昌,北起豫中叶县,南至湘北的南县,跨越豫、鄂、皖、湘、赣五省边区,纵横9万平方公里,人口1300万,建有7个专区38县抗日民主政权,拥有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5万余人,民兵30余万人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可谓功勋卓著。

得毛泽东特别亲点 奔赴中原抗日前线

李先念曾被毛泽东称之为“英俊少年”,评价他是“不下马的将军”,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1938年11月中旬在延安,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谭政找到李先念同他谈话说,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派李先念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任营长。

毛泽东获知后,便同李先念谈话,他说:“让你去任营长太不公平,你认不认识在湖北坚持斗争的高敬亭?”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我们无话不说,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于是毛泽东建议让李先念去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任参谋长,李先念表示听从毛泽东安排。

在毛泽东看来,开辟中原抗日前线是一项十分重要和艰巨的战略任务,而李先念正是能担此任的合适人选。

11月23日,李先念同刘少奇、朱理治、郭述申、谭希林及几十名红军干部战士,乘车离开延安,经西安向河南确山前进。

组织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队 化身国民党上校

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此时的湖北，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正面战场的前线阵地和日军的近后方，中央决定在湖北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

在李先念的直接领导下，中共抗日武装力量把敌之后方变成了抗敌前线,使鄂豫边区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同日寇展开了殊死斗争,为取得全国抗战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38年12月26日，李先念受命赴中原参加抗战来到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河南省委所在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竹沟是延安通向华中的交通枢纽，当地人民参加过大革命，发生过杨靖宇等领导的数万农民大暴动，革命氛围浓厚。

12月底，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成立,朱理治任书记,李先念任军事部长。李先念意识到，要抗日，必须要建立一支统一的抗日武装。他首先在竹沟组织了新四军在湖北地区的游击队伍——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由李先念任司令员，周志坚任参谋长，谭子正任大队长，下辖三个中队，共有一百六十余人，一挺重机枪，九十多支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部队番号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抗日部队组织起来后，李先念接着确定了抗日游击的战略方向，即南下鄂中在武汉外围一带寻找日军薄弱环节，打击敌人。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化名李威(对外联络时以国民党少将或上校的身份出面),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及随行干部160余人，离开竹沟南下，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武汉外围艰辛抗日 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

当时，武汉外围的形式非常险恶：日军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以及铁路、公路、长江和汉水等交通沿线，驻有6个师团、2个旅团的15万重兵。他们组织伪军，拼凑起伪政府，建立了六百多个据点，使这里成为“侵华日军兵力密度之最”的地方。

李先念独具战略眼光，选定了四望山为立脚点。四望山绵亘鄂豫两省边界，登上主峰可望见桐（柏）信（阳）应（山）随（县）四县县境，是游击队可驻扎的理想根据地。在四望山站稳脚跟，就可以在四周扩展抗战活动。

同年1月20日部队到达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他与当地党委和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取得联系，形成统一指挥、联合行动的意见，把信阳挺进队的一个中队计100余人70余支枪编入游击大队。

李先念在四望山设立了指挥抗日的大本营后，接着派出了他手下两员大将，独立游击支队参谋长周志坚、大队长谭子正出征抗战，周志坚、谭子正按李先念的意图勇敢出击，一路“三战三捷”。

日军于同年2月初发动了襄东战役。为牵制日军，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作战，李先念迅速南下应山、安陆，以至应城附近开展游击战争，在应山余家店打了一场精彩的仗。

1939年2月17日，李先念率部队到达浆溪店， 2月27日，周志坚和部队进驻余家店附近。

那天天空阴沉，细雨霏霏。上午10时许，一队日本侵略军百余人及伪军数十人从应山城出发，经龙泉镇分路“扫荡”来到余家店。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军一个营及国民党应山县抗敌自卫团，抵挡不住，撤下阵来。忽然，几十发炮弹呼啸而至，落在距离独立游击大队驻地不远的地方。周志坚急忙赶到余家店南面的罗家庙前查看敌情，只见日伪军正向西“扫荡”，遂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展开，占领有利地形，注意隐蔽自己。

这时，李先念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老红军张日新带领一中队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又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猛攻；另一部分由二中队从中路向街南进攻。

在新四军勇猛的打击下，敌人被迫撤到镇外，占据高地，企图利用丛林作掩护，死守待援。但新四军战士接连发起猛烈攻击，打得日军不得不在死伤二十余名之后，乘黄昏夜色仓皇逃跑。

余家店战斗是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对入侵日军的首次进攻作战，战果虽小，影响却大，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9年5月中旬，李先念率独立大队与湖北省抗日游击队大队许金彪部、应城县抗日游击队第三、第四统一支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协委员。

6月，陈少敏率干部及武装人员200余人，从四望山南下，编入新四军挺进团。6月中旬，李先念主持把豫南、鄂中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后改称“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形成党在中原地区抗日的游击主力部队。

积极分化伪军 有效打灭日军嚣张气焰

李先念组建新四军挺进纵队之后，积极做好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积极开展小型的抗日游击战。

李先念在得知驻扎在安陆青龙潭的伪军对日军的残暴罪行痛恨至极，不愿再为日寇效力，而且首领周叔屏处在彷徨苦闷之时，派周志坚主动去联系，申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39年7月23日，周叔屏高举义旗，率部300人参加新四军，弃暗投明。

李先念了解到，武汉被日军占领，国民党军队大撤退，当地人民群众的情绪低落到极点。老百姓把日军的厉害加以神化说：日本兵头上带着一个小钢锅（钢盔），身上背着一个猴子脸（防毒面具），手里拿着一只大盖枪（三八步枪），脚穿一双带刺鞋（皮靴），还有千里眼（望远镜），顺风耳（电话机），地乌龟（坦克），简直就像“神兵”一样。他心情很沉重，决心指挥几个漂亮仗，以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

之后不久，他便率部指挥了襄（樊）花（园）公路战。

根据前期侦查，日军运输车队每天上午由花园镇据点出发，运送兵员和物资，经襄（樊）花（园）公路到安陆，下午再由安陆返回花园。近两个月来，天天如此。李先念当即指示第一团队，在襄花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军队。

周志坚率毛凯等5人，化妆成当地农民，出发察看地形，最后选定憨山寺为设伏点。那里丘陵起伏，松林茂密，襄花公路自东向西从憨山寺南面穿过。周志坚部署了一个“口袋”阵势，设伏待敌。

8月2日早晨，早已进入埋伏圈的战士们紧紧盯着旭日照射下的公路。9点钟左右，敌人来了，五辆大卡车顺顺当当钻进了早已为他们做好的“口袋”里。“嗒嗒嗒……嗒嗒嗒……”重机枪怒吼，五中队率先打响，紧接着四中队、六中队也乘机从南北两侧一齐开火。

图为：1943 年11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代表郑位三（中）到达鄂豫边区时，和李先念（右）、陈少敏（左）

整个战斗不到一小时，第二大队无一人伤亡，却取得了击毙日军十余人、缴获长短枪十余支，军用物资十卡车的胜利。

日军在憨山寺挨了这一重鞭，其第三师团师团长藤田进恼羞成怒。两天后，集中了千余人的兵力，对新四军驻地赵家棚、大鹤山一带进行报复性“扫荡”。李先念指挥第一团队一面掩护群众向安全地带转移，一面与日军展开“捉迷藏”战斗，使敌人摸不清方向，处处挨打。经过三昼夜的反“扫荡”作战，打死打伤日伪军几十名，迫使日寇缩回了安陆县城。

襄花公路一仗打出了新四军的威风，振奋了整个纵队的斗志。

之后，李先念又先后指挥新四军挺进纵队打赢了新街战役和京山马家冲战役,可谓三战三捷,极大的振奋了我抗战军民的斗志,给日寇以有力回击,挫败了其嚣张气焰。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报纸还以特大字号体登载了新街战役的捷报。

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组建及最初的对日作战表现，得到中共中央高度评价：“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创建新四军五师 2年抗击6万日军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1月20日,中共中央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统一组编华中部队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而转战在武汉外围的敌后战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编为新四军第五师。

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李先念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师参谋长，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这一任命下达时,李先念正率部队与顽军在大悟山展出激战,当时并不知情,在一举歼灭2000多名顽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后,李先念才得知中央这一任命。他没有立即通电就职,而是再三向中央提议，极力推荐任质斌担任新五师政委，全面主持鄂豫边区领导工作,并于4月18日又致电中央军委,再次提议由任质斌任新五师军政委员会书记。而任质斌则从抗战大局和边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反复强调要以李先念为主,极力推荐李选念,两人互相谦让。中央军委最后接受了李先念的建议，于7月任命任质斌代理新五师政委，仍兼政治部主任。直到1942年6月，各抗日根据地都实行“一元化”领导，中央再度任命李先念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五师师长兼政委。

1941年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全部组编完毕，李先念等五师全体将领于安陆白兆山彭家祠堂通电就职。李先念在《率新四军第五师全体将领就职通电》中宣告：“职统帅万众，誓在陈代军长、刘政治委员领导下，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讨伐日寇、汉奸、亲日派而共同奋斗到底，并亟望全国抗战党派、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师团结一起，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到底。”

新五师的建成，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战和部队建设走上新阶段。

图为：第5师机枪分队

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抗击日军的比重，从1943年8月24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中即可一窥一二：

就1943年6月材料，日军在华北、华中、华南的总兵力有三十六个师团六十万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共抗击了二十一个师团三十五万人，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五十八。其中在华中，日军有十四个半师团二十四万人，新四军抗击了百分之四十七。

而新四军第五师，则抗击了驻武汉、黄冈、黄陂地区的第六师团，驻汉川、云梦、潜江地区的第五十八师团等两个师团的全部；抗击了驻信阳、孝感、随县、礼山地区第三师团的百分之五十；抗击了驻岳阳、通城、大冶、成宁地区的第四十师团，驻南得路北段及九江、蕲春沿江地区的第六十八师团，驻沔阳、监利、华容、石首地区的独立第十七旅团等两个师团、一个旅团的各百分之三十；还抗击了驻钟祥、荆门、江陵地区第三十九师团的百分之二十。此外，驻宜昌、沙市、当阳地区的第十三师团，材料中将其全部列为国民党军队所抗击，实际上新四军第五师也抗击了一部分。

按照这份重要文献所列数据及其统一算法来计算，新四军第五师共抗击了日军三个半以上的师团，约六万人，分别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十，占全国解放区战场抗击日军总数的百分之十七，占日军在华中兵力的百分之二十五，占武汉地区日军的百分之四十八。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新四军第五师在华中、在全国解放区战场、在中华民族的全民族抗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图为：李先念（左3）与美军第14 航空队情报组成员在大悟山合影

李先念光辉战绩得陈毅多次赞扬

新四军军长陈毅，多次赞扬“李先念部”在这一时期的战绩与经验。他于1943年7月写的《新四军在华中》一文，有这样一段叙述：“我五师李先念部活动于武汉重镇之外围及平汉路之两侧，北侧肩摩皖豫，南则襟带江汉，远出挺近，艰苦辛勤，独立支持战局者迄今已五年矣。”

该文还列举了五师1943年协同正面战场作战的光辉战绩。陈毅奉命离开军部，抵达延安后，又给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了截至1943年的《华中六年工作总结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五师，称赞五师游击战锻炼极强。

1945年5月，陈毅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新四军抗战始末》的发言时，还特别列举了从1942年春到1943年末在江南、江北和“在湖北如孝感、黄陂、黄安（今红安）、应山（今广水）、汉川、应城、潜江等地，进行两个整年的‘清乡’与反‘清乡’的残酷斗争。这些地区的敌我斗争成为华中敌后的最前线决定胜负的场所，紧张斗争的场面与敌寇进攻的华北各解放区的残酷达到同等程度。”

编辑胡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