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朱传保，1912年9月10日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县一个雇农家庭，4岁时祖父就去世了，唯一的姐姐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他7岁开始学徒，先后学过裁缝和篾匠，17岁那年瞒着祖母参加了红军。

父亲1929年8月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4军第10师师部通讯员，副班长，班长。1932年起，调任红1军团第4军军部通讯排副排长，排长。1933年6月起，父亲先后任红1军团第2师4团4连副连长，连长。红4团是一支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和战功卓著的部队，其前身是叶挺的北伐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长征途中，红4团担任中央红军先遣团，在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攻占娄山关、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等重要战役中，红4团始终战斗在最前列，团政委是杨成武。在一次战斗中，时任连长的父亲头部和全身多处负伤，险些牺牲，后送江西苏区红军医院抢救；伤愈后，由于红4团已随大部队参加长征，父亲随红24师于1935年3月在邓子恢、谭震林等领导同志率领下从赣南突围，到达福建永定县与张鼎丞部汇合。父亲后任永定县游击队大队长兼政治委员。在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的领导下，在福建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值得一提的是：一次，张鼎丞在永定召开党的秘密会议，因叛徒出卖，会议地点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父亲闻讯后，当即带领部队冲入包围圈，保护张鼎丞等领导同志突围。突围中，张鼎丞同志的警卫员中弹牺牲，他本人也负了伤，情况万分危急！这时父亲毫不犹豫地背起张鼎丞同志，边战斗边组织突围，用生命保卫了我党的重要领导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月，闽西南红军改编为新四军2支队，司令员为张鼎丞、副司令员是粟裕。1938年6月，新四军军部决定挑选500人组成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去苏南进行战略侦察，父亲跟随先遣队参加了由粟裕亲自指挥的韦岗战役。1939年8月，新四军1、2支队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同年，在苏北成立苏皖支队，司令员为陶勇、卢胜为政委，父亲任苏皖支队2营营长。此间，先后参加了半塔自卫反击战、郭村保卫战。1940年7月，父亲调往3纵队（司令员陶勇）7团任参谋长。当时的7团主要由陈玉生的起义部队组成，父亲只带了一个警卫员去这支起义部队赴任，后来这支部队先后参加了攻打姜堰的战斗和著名的黄桥决战。2010年，我们参观黄桥战役纪念馆时意外地发现展馆中一幅当年缴获日军武器的军民欢庆照片正中竟是父亲！

1940年2月，郭村战斗前苏皖支队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起：卢胜（政委）、吴载文（政治部主任）、姜茂生（2营政委）、邱相田（组织部长）、朱传保（2营营长）。

中间梳分头者是朱传保（时任苏北指挥部3纵7团参谋长）。

左图为1940年10月黄桥战役战利品展示。前排左7为朱传保。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父亲任1师3旅7团参谋长。1942年6月在斜桥伏击战中，7团一举击毙日军70多人、伪军100多人，俘获日军3人，并缴获92平射炮等武器。为报斜桥一仗惨败之仇，日军南浦旅团第52大队在大队长保田中佐率领下，企图利用中秋节对1师指挥机关实施突袭。粟裕师长得知情况后，将消灭保田大队的任务交给了7团，在粟裕师长、刘先胜旅长的部署下，7团在南通谢家渡阻击并一举歼灭日寇保田大队110多人，活捉18人，保田中佐也成为苏中战场被击毙的最高级别校佐，谢家渡战斗又一次震撼了苏中战场、创造了全歼日军的光辉战例。为此，7团被陈毅军长授予“老虎团”称号。1957年，《解放军报》派记者采访父亲并帮助父亲撰写了回忆录《痛歼保田大队》，该文选入被誉为中国革命战争东方史诗的《星火燎原》第六辑。

1943年3月，父亲在抗大9分校学习同时任3大队大队长。国民党顽固派与日伪配合，集中12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驻苏皖的16旅和抗大9分校发动进攻，妄图制造第二次皖南事变。父亲率3大队负责守卫芝山，面对国民党部队的猛烈进攻，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父亲率3大队浴血奋战，灵活穿插阻击，并在山头用稻草人迷惑敌军吸引火力，有效地牵制了顽军主力，掩护了大部队转移；之后，又在短暂而有限的时间内带领校部和学员冲出包围圈，成功突围！为取得苏南反顽战役的最终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父亲调任新四军6师18旅宝应独立团任团长。日本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决定攻打宝应城。8月16日，父亲率宝应独立团在民兵配合下向宝应城守敌发起猛烈攻击。在敌人主碉堡被摧毁后，突击队开始登城，父亲带警卫员首先登上城头，就在刹那间，梯子被炸断，父亲和警卫员利用碉堡作掩护，一直坚持到后续部队上来。这一仗全歼伪军两个团，俘伪县长和副团长以下2000余人，宝应成为苏中部队收复的第一座县城。接着，父亲又率部参加了解放兴化、高邮的战役。1946年4月，父亲任华中野战军10纵队87团团长，参加了邵伯保卫战。同年10月，父亲按上级部署率部从邵伯赶往涟水投入第一次涟水保卫战，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对手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整编第74师。战斗中，我9纵84团阵地被敌人突破，此时父亲率87团刚赶到涟水，就接到9纵队司令员的电话：要求父亲夺回阵地，同时将84团交由父亲指挥。父亲迅速组织进攻，最终带领87团和84团夺回了一度丢失的阵地。历经14天的殊死较量，成功地保卫了涟水。

1946年底，父亲任10纵30旅参谋长。当时部队准备开赴东北，华中指挥部陈丕显、管文蔚等领导给华野打报告要求把父亲留下，以支持地方部队工作。最终华野同意将父亲留在苏中，他被任命为苏中2分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政委是惠浴宇。父亲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军人，离开主力部队，少了打大仗的机会，不免让他深感遗憾！渡江战役时，父亲率华东警备6旅解放并进驻常州城。1949年秋，父亲任太湖剿匪副总指挥兼西线剿匪指挥所总指挥，为最后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1950年，父亲任华东公安17师师长并任常州军分区司令员。在其后的岁月里，父亲曾任松江军分区、淮阴军分区、苏州军分区司令。1965年，父亲任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分管民兵工作，为江苏地区的民兵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亲自抓的海安角斜民兵团被华东局、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团”的光荣称号。

朱传保1949年秋任太湖西线剿匪指挥所总指挥时在无锡与刘伯承等的合影（站立者:左7朱传保、左9刘伯承、左3李继开、左5刘先胜、左12管文蔚)

父亲是一个崇尚节俭、尊重知识的本分人。父亲平时对子女要求很严，经常教育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老大的衣服小了改给老二穿；父亲少时学过裁缝，针线活很拿手，经常亲手缝缝补补；父亲还会劈竹篾、编箩筐，撕布条、打草鞋。父亲从小因家境贫困没读过书，他常跟我们讲，他这辈子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苦。1956年虽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文化速成中学”学习了二年，但工作中还是常常感到力不从心。1959年父亲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后，随代表团去东北参观，培养国防尖端人才的哈军工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回来后就跟我们讲“一定要努力学习，將来争取考哈军工！”1961年，老大千里品学兼优被保送哈军工；1964年，老二建国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当时与清华、北大齐名的哈军工；1977年恢复高考后，小女儿爱平又考上了哈军工南迁至长沙后的国防科技大学，可以说是圆了父亲的心愿。

父亲是一个正直不阿、极富正义感的革命者。“文革”期间，当父亲听说他非常敬重的老首长陶勇在自己的办公室附近的院子里“投井自杀”时，非常气愤！他根本不相信“自杀”一说。他跟我们说，1967年初他去上海时，专门去看望了陶司令，晚上和东海舰队副司令员梅嘉生一起在陶司令家吃饭时，陶司令还开玩笑地说：“整个东海舰队就卫校20多个娃娃在那里闹，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显得非常自信、乐观！怎么可能没两天就自杀？我们家存有一张1941年陶司令挎着缴获的日本战刀拍的照片，照片中的陶司令气宇昂然，照片背面有他当年题写的“朱参谋长惠存，弟张道庸”字样。因为“文革”中造反派随时都可能来抄家，父母认为这张珍贵的战争年代的老照片放在家中已不安全，让建国带回哈军工保存好。直到“四人帮”粉碎后，23军撰写军史征集老照片时，我们提供给了军史办。

父亲是一个作战英勇、足智多谋的指挥员。战争年代他先后负过7次伤，身上留下9处伤疤。他所敬重的粟裕、杨成武、陶勇等首长都是我军著名的将领，他们也非常喜欢和赏识我父亲。粟司令来南京，常会邀我父亲和一些在宁的老部下去他住处叙旧；1983年杨成武来南京，当他得知父亲这个江西老俵还没有去过庐山，回京后很快让秘书寄了一张庐山五一疗养院的疗养证，让已离休的父亲带家人去庐山疗养，并将他撰写的《忆长征》一书亲笔签名后寄给父亲留作纪念。

父亲虽身经百战、战功累累，但他为人低调，淡泊名利。正因为他这种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使他得以长寿。2002年父亲去世时，追悼会上的挽联是这样写的：

上联：枪林弹雨能生堪称幸福

下联：为官清廉长寿缘于心安

横批：是革命人

这正是父亲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2013年9月15日,在陶勇、朱传保、郭建、梅嘉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合影

    前排左起：杜晓明(郭建之女)、张绮(陶勇之女)、梅丹波(梅嘉生之女)、邓淮生、恽前程、朱介元、朱建国(朱传保之子)、乔泰阳、刘华苏

刊载于《追寻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