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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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及其重大作用

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网  作者:贾秀堂  日期:2017/7/5 22:48:20  点击量:[]
 一、新四军吸收知识分子政策及其优势  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12月25日在武汉成立,从此,一支人民抗日武装驰骋在华中地区,英勇地打击侵略者。在进军敌后、征战大江南北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众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的知识青年纷纷参加了新四军,这不仅缓解和解决了干部人才缺乏问题,而且他们的到来及工作,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文化水平,以至于“新四军的文化水准比较中国其它部队已高得多。”(1)这里的待遇很低(与国民党的军政组织相比相差极大),生活艰苦,且“官衔”不高,“新四军的干部大多是高职低就。”(2)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皖南新四军像磁铁一样吸引众多的的人才呢?  (一)中国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政策  在国共合作进入全面抗战后,中共十分重视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特别积极争取知识分子进入统一战线。这也是毛泽东从中共成立时特别强调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3)并强调其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了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原因和重要性,“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党中央在两年多以前作过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决定,要争取广大的知识分子,只要他们是革命的,愿意参加抗日的,一概采取欢迎态度。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5)中共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以及对其政策是加强与扩大统一战线的主观原因。  (二)新四军争取知识分子的方法与优势  新四军军部按照党中央统一战线部署,积极展开同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  1、积极的宣传政策  新四军纪律严明,重视宣传和民运工作,所以军队本身就是一个战斗队、鼓动宣传队,在了解外界的同时,积极地宣传自己。新四军军部把报刊作为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当时军部主办的报刊有《抗敌报》、《抗敌》杂志、《理论与实践》、《学习》(政治部编)、《建军》(军部编)、《战地青年》、《抗敌文艺》、《老百姓画报》。”(6)积极宣传共产党新四军的抗战主张,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和破坏民主法制的种种暴行,一定程度上折服了知识分子固有的心理倾向,转而同情或支持或直接加入到新四军队伍中来。  2、对知识分子实行量才录用,有职有权。  对于投奔新四军的知识青年,新四军部采取量才录用的原则。对有不同工作能力的人给予相当的职务,以期安心为解放事业献计献策。“如李一氓任新四军秘书长,朱镜吾任政治部宣教部长,林植夫任政治部敌工部长、朱克靖任战地服务团团长,白丁(徐平羽)任秘书长,沈其震任军医处处长,黄诚任政治部秘书长。聂绀弩、黄源、薛暮桥、李一氓、朱镜我、林植夫、夏征农、冯达飞等被聘为军刊《抗敌》的编委。还有一批学者、专家被聘为抗大式的学校——教导总队的专职或兼职教员,他们中有:薛暮桥、夏征农、罗琼、张崇文、钱俊瑞、石西民、姚耐、陶白、张同海、汪溪、杨瑞年、陈铁军、杜剑秋、朱镜吾、冯定、彭柏山等。”(7)此种原则极大鼓舞了知识分子投身新四军进行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勇气。  3、关心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  很多党外知识分子在新四军这个大熔炉中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有两个例子比较突出。林植夫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后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任职敌工部时,由于不是共产党员,因而是代部长。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1940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为特别党员,正式任敌工部长。朱克靖1922年入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任第九军党代表,起义军南下广东潮汕地区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冬来新四军军部,项英等军领导对他的情况十分重视,除要求战地服务团党组织对朱克靖进行考察了解外,项英亲自多次与他谈话,了解他的历史和现实表现,考虑到他是在特殊情况下与党失去联系并没有发现他在与党失掉联系后有损害党的行为,根据他到服务团后认识较高,工作积极,执行党的政策坚决、认真,便提请军分会讨论批准朱克靖重新入党,满足了朱克靖多年来的愿望。新四军对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此外,还有些享受特殊津贴的,如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敌工部部长林植夫、军医处长沈其震及崔义田、李振湘等大夫每月都是100元,护士每月30元。上海等大城市来的战地服务团团员每月津贴10元。  4、奇特的军政首长组合方式的号召作用  新四军虽然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而成,其军长却由当时的非党人士叶挺担任,副军长是坚持领导三年南方游击战争的项英。军长叶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37年被国共两党选定为军长后积极招揽人才,“其中包括爱国人士、社会贤达和亲朋故旧。他让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弟弟叶辅平,侄儿叶钦和、叶育菁来新四军军部。同时邀请朱克靖(战地服务团团长)、林植夫(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沈其震(军医处处长)、黄序周(副官处处长)等来新四军军部工作。”(8)还有一批文化界人士和学者名流,如“钱俊瑞、任光夫妇等,都在叶挺等人的动员和号召下,相继参加了新四军,投身于神圣的抗战事业。”(9)这些人士为新四军的建设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副军长项英担任过中革军委代主席,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在党内享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在党中央的关怀和他的影响要求下,张云逸、周子昆、李一氓、冯达飞、袁国平等一批具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干部,被配备到新四军中任职。他除了向党组织要人才以外,还积极通过多种渠道广纳贤才,著名的经济学家薛暮桥的到来就是一例。1938年10月,项英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返回,途经南昌新四军办事处,将经济学家薛暮桥带回云岭。这些专家学者的到来,又为新四军人才的吸引起促进作用。这种由党外人士和党内人士共同负责领导的新四军,在国内是仅有的,真正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开明、开放的胸怀。  5、适宜的地理位置  皖南云岭处在长江中下游,抗战前这一地区物产丰饶,交通便利,文化水平高。“八·一三”事变后,上海、芜湖、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的相继沦陷,日伪军的暴行激起了爱国人士的极大的愤怒,纷纷要求抗日,反抗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他们希望参加真正抗日的军队,延安当然是他们的首选。但是,随着沦陷区的扩大和国民党的阻扰,加之路途遥远,南方的知识分子、爱国青年、及南洋华侨等爱国人士很难到达华北目的地。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和新四军影响的扩大,不同背景的爱国人才从不同的地方就近汇入华中的抗日洪流之中。作为国际性大都市的上海在抗日战争中遭到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上海人民奋勇抗战,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积极地支援。“上海地下党曾组织煤业救护队、难民中的爱国青年、慰问团、印刷业等工人和职员,医务、文教、艺术工作者和党员骨干力量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10)在新四军组建初,上海煤业救护队的25辆汽车对部队的迅速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其成员完成运输和集中任务后,都参加了新四军的各项工作。“叶进明、忻元锡等分配在军部负责后勤兵站工作。王公道、冯民铨、孙章海等以及汽车司机、修理工30余人也留兵站工作。……乐时鸣等同路易·艾黎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取得联系,在军部附近办起几个战地工业服务社。”(11)上海难民工作委员会动员组织了一批政治素质好的青年积极分子和党员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和其它地区参加抗日斗争,总计约3000人,“其中输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去的就有三批,计1200多人(内有党员80余人)。”(12)上海人民还组织了多种慰问团、服务团、宣传团等奔赴新四军参加抗日工作。1940年10月,“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的金敏玉、李亚芬、张定宝、秦秋谷、郑惠珍、施桢、郑坚、李惠英、郭立言、王洁良、霍和风、王瑜洁等12位同志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被分配去搞民运、机要工作和到军直教导队。(13)另外皖南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印刷出版等各部门的创建和建设,都有上海人民的贡献。  1、新四军的抗战激情  武器低劣的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前线,捷报频传,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连吃败仗形成鲜明对照。蒋家河口之战、卫岗战斗,六次保卫繁昌战斗等等战绩提高了广大人民对抗战胜利的信心,壮大了新四军军威。前方的胜利极大地鼓舞着后方的抗战豪情,皖南新四军文艺工作者用本军的战斗事迹作为创作素材创作了大量的作品,绝大部分作品描写新四军,讴歌胜利,剧目有《繁昌之战》、《大时代的女性》、《最后一计》《送郎上前线》等等。在军部云岭,到处嘹亮着抗日救亡歌曲,抗日宣传画、墙报、标语等随处可见,文艺晚会、讲演会、篮球赛等文体活动丰富多彩,卫训班、速记班、干训班等培训班办得热火朝天……爱国知识分子来到这里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过着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学习战斗生活,这里的一切强烈地吸引着他们,也感染着他们,为抗日军民服务、上前线杀敌是他们共同的心愿。他们又积极劝导异地的同乡同学、亲朋好友来参加。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知识分子的作用  加入到新四军队伍中的知识分子积极进行各种行动配合抗日斗争,在争取抗战全面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爱国华侨支援祖国革命。  新四军领导通过各种关系与东南亚及欧、美等地华侨联系,向他们宣传我党和新四军的抗日政策和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迹。各地华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祖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以有力的支援。敌工部的陈子谷是泰国大富商陈峥嵘的孙子。他10多岁时离家回国求学参加学生运动。1934年到日本留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进行革命活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赴延安陕北公学学习,结业后被派到新四军工作。1939年,他回去泰国分遗产,以叶军长秘书的名义赴泰国为新四军募捐筹款。他在泰国侨胞中广泛宣传宣传新四军在前线抗日的英勇事迹,引起强烈反响,很快就在华侨中募集到国币6万元。他把个人在泰国分得的遗产20万元国币全部捐给新四军。叶挺称赞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并说革命胜利后,我们应该打一块金牌奖给陈子谷。1956年,陈子谷又将自己在泰国所分房产折合人民币4万元,全部上缴组织。”(14)  (二)成立各种组织团体进行宣传工作,动员民众参军参战  新四军筹建之初,叶挺、项英、李一氓等就商定要尽快招收一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组成战地服务团,用进步的文化工作为部队服务。他们支持和帮助留日学生杜宣、吴晓邦、韦布召集了在武汉读书的十几个青年人来到武昌,成为服务团的最早成员。后来,服务团人员不断从各方云集而来,成立了戏剧组、歌咏组、绘画组、舞蹈组、民运组等。在武昌3个月,服务团演出活报剧、教唱革命歌曲、发表演讲,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民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军部机关和直属单位向岩寺移动前夕,项英向战地服务团作报告,要求服务团到战区后,要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宣传新四军是抗日的人民军队,明确了服务团的工作宗旨。  戏剧在动员民众的抗战热情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将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到抗日的洪流中来。“如淮南区演戏剧《农村曲》,剧情演到高潮时,突然从台上跳下几个小伙子,当场报名参军。戏剧真正反映了农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激发民众抗战的情绪。”(15)四师的拂晓剧团配合反顽,写标语,做群众工作,对根据地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为支持前方抗战,新四军和东南地区党组织还通过戏剧活动来组织募捐活动。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的领导下,“1938年10月,黟县各界在桃源剧社连续几天举行献金捐衣义演。黟县西递工团在演出时将献金箱置于戏台上,观众献金极为踊跃,劝募义演获得成功”(16)戏剧活动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斗争。  (三)利用戏剧进行友军统战工作。  在华中抗日前线,除了新四军外,还有国民党中央军、桂军、东北军、川军等。1940年8月,《中央关于扩大交朋友工作的指示》提出争取200万友军的继续抗战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戏剧在开展友军统战活动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曾亲自率领新四军文工团到五十军慰问演出,并到各师巡回演出7天,深深地教育和鼓舞了川军官兵。四师的拂晓剧团为了争取东北军何柱国部,演出了以东北义勇军抗日为题材编写的《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和《松花江上》、《新编九一八小调》等抗日节目,许多东北军士兵看过之后,悲伤哭泣,被剧情感染,表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叶华同志创作的剧本《最后的命令》,写的是二十一集团军团长黄某,由于他主张抗战而被捕,他的手下准备集合全国人马来劫狱,将部队带进深山打游击,在同监的地下党员杜平工作下,不同意劫狱计划,命令他的部下率领部队投奔新四军的故事。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反映友军中的爱国将领以民族利益为重,与新四军团结抗敌。  (四)利用戏剧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同情。  戏剧活动在争取国际友好人士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效能。1939年6月,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来到皖南军部,军部为她举行欢迎晚会,演出了戏剧节目。史沫特莱看过以后,写了大量报道向国际社会介绍新四军的战绩,得到了国际正义人士的支持。由吴强创作的剧本《一条战线》,以活捉日俘香河正男为题材,剧中的日军俘虏兵,就是临时请香河正男本人表演的。香河正男后来加入反战同盟,为瓦解敌军做出了很多贡献。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中央准备委员会委员冈本进说:“各地反战同盟印刷的各种各样的宣传品不知有多少万份,慰问袋也送了不知多少。其他如通讯、参加战斗、写标语、演戏等,亦有相当的收获。”(17)戏剧艺术在新四军统战工作中的运用,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指出:“三年以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18)说明新四军执行了正确的知识分子和文化政策,与其它统战方式相比较,具有明显的特点和优势。        注释:  (1)钱俊瑞:《我所看到的新四军》,《云岭》,1990年第23期,第7页。  (2)徐君华:《新四军干部队伍构成的几个特点》,《大江南北》,1997年第10期,第11页。  (3)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4)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18—619页。  (5)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815页。  (6)徐则浩、宋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7)唐锡强:《新四军创建时期的统战工作》,《安徽史学》2000年第2期,第78页。  (8)甘发俊:《皖南新四军军部的知识分子》,《江淮文史》2001年第2期,第20页。  (9)卢权、倩红:《叶挺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页。  (10)邬正洪、傅绍昌:《上海人民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页。  (11)邬正洪、傅绍昌:《上海人民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12)赵朴初:《抗战初期上海的难民工作》,《党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13)邬正洪、傅绍昌:《上海人民支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页。  (14)参见:史沫特莱:《中国的战歌》;麦金农:《史沫特莱传》;琼·尤恩:《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1933—1939);何玉林等:《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布赖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美国人的军官、八路军的朋友》;以及《史沫特莱文集》、《斯诺文集》等。  (15)吴云峰:《试论戏剧艺术在新四军统战工作中的运用》,《黄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第49页。  (16)《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中共中央东南局》(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17)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261页。  (1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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