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不断深入在国民党地方武装统治区活动，掩护地方干部开辟工作。10月17日，一支队干部队派出一部分同志，协助分区进行征粮工作。11月3日至12月13日，又派出干部50多名，其他支队也都派出干部队，由地委分配到县、区任职，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发动群众，支援前线，为准备大军南下在本区歼敌，或渡江作战在本区过境，解决宿营、粮食、烧柴、民工等所需，这是当时地方一切工作的中心；开展减租减息，健全或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组织群众武装自卫，扩大民兵，发展县、区武装。还有一部分干部分配到边缘区，加强情报工作。干部队下去的同志，团结当地的坚持干部，认真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基层组织建设、干部政策等等）和群众路线，坚持开辟和扩大了淮南游击区。在边缘区情报工作中，我们牺牲了一些同志。

1948年11月上旬至1949年1月上旬，淮海战役期间，先纵奉命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任务。具体任务是协同江淮四分区和后来南下到淮南路东的江淮独立一、二旅，全力以赴，輾转破袭淮南铁路和津浦铁路的蚌埠至浦口段，切断徐州敌军南逃、物资南运的后路，及宁、汉敌军北上增援的通路。

淮海战役结束后，淮南敌军纷纷南窜。先纵奉命与江淮军区淮南部队共同担任在蚌浦路上阻敌南逃的任务。又奉命相机进占国民党安徽省会合肥。

1949年1月20日晨，先纵进至肥东梁园附近，前卫部队与国民党地方武装王曙东、牛登峰部打响，敌一触即溃。我俘敌100余人，缴获机枪5挺，步枪100余支。同时，迫使敌梁园自卫队70余人放下武器。1月21日凌晨3时，我们进至合肥附近磨店子，前卫部队又与敌驻合肥六十八军刘汝明部两个团打响，激战约1小时，敌仓惶南逃，城内守军仅留部分保安队。傍晚，根据纵队决定，宋日昌与四支队一大队先头入城。随后，纵队直属机关进驻合肥城。国民党第十专员公署、合肥县政府及4个保安中队即向我投降，合肥解放。城乡群众，燃放鞭炮，列队欢迎我军相继入城。1月22日，四支队收缴了降军4个保安中队的全部武器。随后，一支队又收编了合肥东郊大兴集国民党地方武装人枪200余。

继解放合肥之后，我七支队于1月24日解放舒城、桐城；独立支队解放含山、巢县；九支队到了三河、庐江、肥西上袛。同时，江淮部队解放滁县。长江以北安徽大小城市全部解放。

佐证资料九、粟裕为我全军可迫近江边休整，更充分直接准备渡江作战,在淮海战役期间提出的一个没有实现的江淮战役

前些天，我大哥打电话说：“小燕，我记得爸爸说粟裕对淮海战役提出过七个建议，只有最后一个建议没有实现。你再好好查一查。”

我放下电话重新听父亲的录音讲话，果然父亲讲过粟裕曾经在淮海战役期间提出过最后一个建议，就是“江淮战役”，这个建议没有得以实现。父亲讲述了那些电文的大概内容，并说那时刘伯承开会去了不在中野机关。我顺藤摸瓜，在黄玉章将军编著的《淮海战役的运筹谋划》书中，第三十六个问题《黄维被全歼，中野迅速完成战后整备，准备歼击李延年。加强对杜聿明集团的政治攻势。保障部队粮食供应》章节里找到那些电文。电文如下：

（1）粟裕、陈士榘、张震于1948年12月二十八日午时（11——13时），发电报给中央军委，并报邓小平、张际春。电报说：据皖省主席由合肥转安庆，刘汝明部参谋长建议刘指挥所移至合肥。据息，临淮关至浦口段大小涵洞七十九、大小桥梁七十二，匪军要求增发炸药以破坏，判断蒋介石放弃江淮，撤守江防最大可能，建议：如中野能解决在歼黄维后得到完满补充，消除疲劳，后勤准备等，可提前发起江淮战役，这样，可以乘敌仓卒部署未定，保护浦蚌段铁路便我运输，我全军可迫近江边休整，更充分直接准备渡江作战。华野可先抽两个纵队协同中野参加江淮战役，待杜部全歼后，华野能移主力南下参战。

（2）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三时发给粟裕、谭震林、并告邓小平、张际春。电报说：“亥宥（12月26日）电悉。你们子微（1月5日）是否开始攻击，要看十天内敌方情况发展如何而定。现在杜聿明部所处情况比较郑洞国部在长春的情况还要坏得多，饥寒交迫，大批投降，正在日趋瓦解。如果敌方内部瓦解的过程有加速扩大的趋势，也许在十天或二十天之后出现长春的结果。你们现在应用极大力量，加强政治攻势。用各种名义（你们及各纵各师及敌方来降的官长）写信给敌方各级官长，并将这些信公开地散播，当作一个群众运动，公开地进行这一工作。在你们面前摆着三种可能性：（一）强攻解决敌人：（二）半瓦解半强攻地解决敌人；（三）敌人由瓦解发展到集体投降。请你们密切注视敌方动态，并随时告诉我们。刘陈二同志已到此间。”

（3）邓小平于十二月三十日致电中央军委，刘伯承、陈毅，并粟裕、谭震林。电报说：粟陈张二十八日午时（11—13时）电悉。中野各部必须休整并争取补充时间。据我看江淮之间，或江汉之间恐无大仗可打，即有亦在南京、武汉附近，故仍以准备充分再行动，似较妥善。如何，请军委核示。

（4）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发给粟裕、陈士榘、张震，并告邓小张际春。电报说：二十八日午时（11—13时）电悉。淮南敌系有计划撤退，我们追赶无益，中原各纵仍在现地休整，待华野歼灭杜部后，中野华野统一调整位置，位于陇海沿线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然后渡江南进。

《粟裕传》记载： 1948年11月19日，在即将发起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关键时刻，粟裕电示先遣纵队，要他们坚持淮南敌后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作战为中心，协同江淮军区部队破袭津浦路徐蚌段，切断徐州之敌南逃、宁汉之敌北援的通路，钳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增援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的行动。

先遣纵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他们把对津浦线的破袭战贯穿于淮海战役全过程，使蒋军始终未能发挥津浦路的作用，使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不能放胆北进，直接配合了围歼黄维和阻击李延年、刘汝明的作战。淮海战役结束以后，他们与苏皖地方部队并肩作战，在津浦路两侧阻击南逃之敌，乘胜解放了合肥以及江苏、安徽两省江北大小城市，并为后来的渡江作战作了必要的准备。

我父亲严振衡回忆说：“我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只有几千人，怎么能堵得住刘汝明他们的几万兵马啊？所以刘汝明的部队从铜陵方向跑掉了。”

   佐证资料十、原华野总部侦察科测绘参谋何希群回忆说：“淮海战役还没有结束，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在津浦路徐蚌段，切断徐州之敌南逃、宁汉之敌北援的通路，钳制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增援徐州杜聿明集团和黄维兵团的行动。此时，华野总部来电报要先遣纵队，在津浦路两侧阻击南逃之敌。”先遣纵队指挥部立即开会研究，认为先遣纵队各支队当时分段破袭铁路相距很远，在短时间内集中起来比较困难。要阻击敌人，就要修工事，时间来不及。况且先遣纵队只有几千人，只能起到迟滞敌人的作用。先遣纵队阻击了敌人，等待我华东野战军其他部队大部队过来。那时国民党的部队已无心恋战，有些国民党部队，见到我们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干脆把枪一扔，投降了。后来华东野战军其他部队没有很快过来，因此很多敌人跑了。此后先遣纵队解放了合肥。

　   合肥解放以后，粟司令来电指示，要严振衡同志离开先遣纵队，率领侦察营去安庆、浦口段进行沿江侦察，搞好兵要地志，为我军渡江做好战前的准备。

　　严科长接到命令，立即组织侦察营向长江边行进，并要求测绘参谋在每天行军前，绘出行军路线图和宿营图发给侦察营。行军路线图上要标明每个村庄的名称和距离，并要详细注记。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侦察营能依照行军路线图到达宿营地。每天发出的行军路线图，要求在第二天收回烧掉，防止泄密。经过连续几天的夜行军，我们来到了裕溪口地段的长江边。当我们站在长江岸堤上的时候，同志们感慨万分：长江啊！长江！我们历经半年多的浴血奋战，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今天终于和你见面了！

　　此时，长江北岸的城镇和居民地刚刚解放，地方政权还没完全建立。敌人海军舰艇在长江上加强了巡逻和封锁，并不断地对江北重要港口、码头进行火力侦察。严科长依据这一情况，当即决定沿江划分成几个地段，组织人员，分组同时进行侦察，并亲领我们到城镇机关所在地搜集资料，如交通图、水文资料等。每到一个渡口、港湾都要找一些居民、渔民进行咨询。其内容有：江面有多宽，水流的速度和水深的情况。每段的江滩面积有多宽，土质情况如何？江滩的淤泥有多深。潮汛时江水涨落的情况，江面涨潮、落潮后离港口、码头有多远的距离。港口南北贯通情况，沿岸城镇道路情况等。我们把搜集和了解的情况都一一记录在草图上，对较大的港口、渡口要进行多次反复的现地勘察。我们用简易的测绘方法进行测量，绘制出要图。如：因为我们没有指北针，所以我们晚上观看北极星测出真北。白天可观看自然景观，如祠堂、庙宇等判断方位。一般祠堂、庙宇的朝向都是真南。各地段距离的测量，我们用步测和目测进行测算。步测方法是：一般人行步距离为75公分，两个复步（四步）等于3米。目测方法是：主要根据观看自然物体来判断距离。一般电线杆与电线杆之间的距离是40-50米。对有质疑和敌人活动的地段，侦察员还要化装成渔民或群众乘船前往查明情况。根据各侦察人员和各个方面人员的调查情况，以及收集到的资料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和判断，得出明确的结论后，制成要图，并加以注记。经过同志们的努力，我们画出了兵要地志的方位草图，出色地完成了裕西口地区长江北岸兵要地志的侦察任务。这时，野司又电令我们北上蚌埠归建。

 佐证资料十一、 当年侦察营副教导员范豫康回忆说：在先遣纵队的时候，严科长负责司令部的工作，工作难度很大，真是让他伤透了脑筋。一打仗，严科长就拿着望远镜四处看，那个时候形势非常危险。我们侦察营的任务是保卫先遣纵队机关的安全和渡江侦察。那时，侦察营的战士大多数是38年、39年、40年入伍的老兵，这些“老兵油子”都是从各个部队调来的优秀战士。这个自豪地说：“我是从一纵调来的。”那个说：“我是从六纵调来的。”还有的说：“我是从四纵队来的。”这些老兵完成任务的办法可真多。

     侦察营的老兵到了淮海战役的时候，他们当了近十年战士，他们的军阶稍高一点，每月三块钱。和别人不同的是，每人有两支枪，一支长枪、一支短枪。每人一套军装、一套便衣，就这点和别人不一样，因为侦察工作的需要。这些老兵出生入死，吃了很多的苦，他们没有什么思想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今天十个战友在一起吃饭，也许下一仗打下来，不知道还能剩下谁。所以，大家从来不去想自己该是什么级别、应该享受什么待遇。

     因为，我们先遣纵队是无后方作战，所以生活非常艰苦。到了冬天我们没有棉衣穿，部队又都是在野外宿营，同志们冻得实在没办法，只能披着被子在山里的草丛中休息。打完仗有了伤员都不好安置。那时同志们宁肯战死，就怕负伤，因为负伤后得不到救治更受罪。还要同志们抬着行军。当时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我主力部队有后勤部门负责供应粮食，有医院救治伤员，有解放区的老百姓帮助运输物资和伤员。而我们先遣纵队什么都没有。因此，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重要性。先遣纵队第一次战斗，我们侦察营就伤亡了近80人。那次战斗没能把四十多名重伤员抬出来，太可惜了！我们出发的时候，每个连有180余人。经过半年多的战斗，等我们完成任务归建时，一个连有120余人，另一个连只剩下八、九十人了。那个时候中央让粟裕同志带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下，粟裕一面向中央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下，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指示，粟裕还是派先遣纵队南渡淮河，为大军南下和渡江作战做准备。我们通过电台与江南游击队联系，指示他们如何搜集江南敌人的情报。江南游击队的同志工作非常努力。他们将情报放在密封的酒瓶里，派人在夜间躲过敌人的巡逻艇，从江南泅渡到江北，我们侦察营派侦察员到江边接应江南游击队的同志。小燕，你知道吗？你父亲是粟司令的四大台柱子之一，粟司令一直把严振衡当台柱子用，对侦察营非常重视。可是在淮海战役的关键时期，粟裕同志为了执行中央的指示，把华野侦察科和侦察营一分为二，侦察营的主力在你父亲的带领下跟随先遣纵队南下。当中央接受粟裕同志的建议改变部署时，先遣纵队已经出发了。

     南京解放后，我和侦察营长章宏同志去看望分别已久的粟司令。粟司令当时身体非常不好，人很瘦，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掉得都露了头皮。我们知道粟裕同志为了全国的解放，付出了太多的心血。粟裕同志在三野威望很高，他可是个大功臣啊!我和章宏同志与粟司令告别后，心里非常难受。一出门，我们两个人都哭了。原来还打算去中山陵看看，也没心思了，直接回到了部队。现在有人问我还想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想要，只要国家繁荣昌盛，只要老百姓生活幸福！我对我的孩子们说，你们现在有吃的、有穿的、也有房子住，你们什么都不缺了，你们应该为国效劳。”

佐证资料十二、原粟裕秘书鞠开前辈回忆 ：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当天夜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预定部署发起渡江作战。

人民解放军冲破长江天险、解放南京的消息传到北平，毛泽东主席兴奋异常，挥笔题诗：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949年4月25日，我跟随粟裕首长一起从靖江城的八圩乘小汽艇渡江，那一天是个阴天，我记得好像是雾蒙蒙的。跟随粟裕首长一起渡江的有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三野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三野副参谋长周骏鸣、三野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司令部参谋处长王德等人，首长们没有坐着的，都是挺直腰板站着渡过长江的。那个气势正如毛主席写的诗词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我们到江阴下汽艇，在江阴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移防到了常州，准备指挥打上海，然后又从常州移防到了苏州，五月十二日，又从苏州到了真如，就在那里指挥打上海，五月二十七日解放上海，进驻上海，住在多伦路30号白崇禧公馆，完成了消灭敌人解放上海，上海没有打烂的任务。”

我们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粟裕和他的战友们从1948年初就以积极的作战行动贯彻执行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渡江南进”的战略部署。

我的父亲严振衡战争年代，在粟裕身边工作八年多，他回忆说：“从战争年代到建国以来几十年的岁月里，粟裕同志给我印象最深、教育最大的，就是他总是从全局出发，从党的最大利益出发，紧密结合本地区的实际，考虑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并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的创新精神坚决地去完成。有时他所考虑的办法，和上级指示有不一致时，他再三思考后，只要认为自己的意见确有参考价值，总能诚恳地把自己的建议提出来，供上级选择。他把这种做法看成是自己应尽的义务，并且相信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的党，是完全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党内民主的。在我跟随他工作的这许多年中，他提的意见很多。只要对党、对人民有利，他从不顾虑个人的得失。如果说他有时也表现出犹豫的话，只是怕自己考虑不周，在全局情况的了解上有片面性，可能由此对上级和中央产生干扰。他提出过许多好的作战主张和建议，受到了上级和党中央的重视和采纳。而他对于中央最后确定的重大战略决策，总是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去贯彻执行，对个人、对局部有再大的困难都无所畏惧。”

关于粟裕和他的战友们如何执行中央军委渡江南进的战略部署的资料很多，我在此篇文章里展示的只是侧重华东野战军先遣纵队的史料，仅供关注这段历史的朋友们参考，朋友们都是研究军战史的高手，可以依据这些史料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

          严晓燕  2020年3月16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