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四军军部进驻皖南，到皖南事变发生，共约三年时间。在此期间，军部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抗日战争和新四军建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集结八省健儿 东进旗开得胜

    在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领导人的动员下，分布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迅速向皖南歙县岩寺和皖西金寨县流波石童集结，完成了整编和整训任务。随后，指挥各部陆续开赴敌后抗日前线。

    军部组建以粟裕为司令员的先遣队先行开进敌后进行战略侦察。1938年4月28日，先遣队从岩寺西北潜口出发，于5月19日进入苏南敌后。先遣队指战员们在胜利完成战略侦察任务后，6月17日在镇江以南的韦岗，伏击一支日军车队，共击毙敌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以下13人，伤敌数十名，缴获长短枪20余支及大量军需物品。这次战斗，是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的处女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新四军军部发来嘉奖电：“叶军长：所属粟部，袭击卫（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饬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在江北，第四支队成立整编后，即向皖中挺进，不久便传来捷报。5月12日上午8时许，四支队九团侦察队和二营四连在巢县东南五里蒋家河口伏击乘船上岸之日军，仅20分钟就结束战斗，全歼了20余名来犯之敌，缴枪11支，新四军无一伤亡。此战是新四军东进敌后抗日的第一仗。蒋介石给叶挺、项英发来嘉奖电：“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希饬继续努力为要。”

打了诸多漂亮仗 牵制大量日伪军

　　遵照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第一、第二支队在先遣队出发不久，即挺进敌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组织了竹子岗、新塘、新丰、横塘、句容、高资、江宁、鸡笼山、永安桥、珥陵等百余次战斗，毙伤大量日伪军，扩大了新四军的影响。日军被迫放弃宣城、溧阳等据点，重点进攻以茅山和小丹阳为中心的地区。第一、第二支队粉碎敌人扫荡32次，初步巩固了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9年1月18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率领第三团主力，向芜湖近郊的官陡门进军，21日发动突袭，仅8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全歼据点伪军，俘虏57人，缴获机枪4挺，步枪70多支，是新四军进入敌后的一次出奇制胜、速战速决的典型战例。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活动范围，已经达到江苏的丹阳、武进、金坛，安徽的当涂、芜湖、宣城等沿长江南岸的10多个县，建立了茅山、丹北、横山、江句、句北、小丹阳等若干块小型游击根据地。叶飞率领的第六团（后改称为“江抗”）越过宁沪铁路，夜袭浒墅关车站。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的队伍也迅速发展壮大，由1938年挺进江南时的4000余人，到1939年初，已发展到1.4万余人。

    新四军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东进江南敌后不久，于1938年7月下旬展开于南（陵）芜（湖）宣（城）地区。先后取得了红杨树、马家园、谢家垅等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400多人。11月，第三支队奉命移防铜陵、繁昌等地。从1939年1月起两年内，在繁昌作战不下200次。其中，最著名的是在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等人的指挥下，取得五次繁昌保卫战的胜利，共毙伤日军千余人，收复繁昌县城。

    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8月2日进驻泾县云岭，从此，这里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指挥中心。1940年4月，新四军第一、第三、第五团与军教导总队、特务营等部队在安徽的南陵、繁昌等地区，英勇地开展反扫荡战斗。经过父子岭、纪家岭、九郎庙、何家湾、汪家桥、铁门闩等十多次战斗，以劣势兵力与火力杀伤敌人近千人，粉碎了日军的春季大扫荡。1940年10月，新四军皖南部队7000余人，在叶挺军长亲自指挥下，经过左坑的围困战、枫坑的截击战、泾县城的争夺战等大小数十次战斗，歼敌1000余人。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秋季大扫荡，还收复了泾县、南陵县城。



繁昌战斗中第三支队战士在向日军射击

    在江北，第四支队从五月东进抗日到10月日军攻陷武汉的5个月内，在安（庆）合（肥）、六（安）合（肥）等公路上对日军作战。先后进行了范家岗、花子岗、三十里岗、椿树岗、棋盘岭等28次战斗，共毙伤日军940人，俘日军8名，缴获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其中，第七团一营于10月9日在椿树岗附近伏击日军西进车队，一战就炸毁汽车65辆，毙敌46人，伤敌100多人。所有这些，都狠狠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武汉会战。第四支队的兵力也迅速发展壮大。到1939年1月，第四支队已发展成为6941人的游击兵团。

荟萃知识精英 开创抗战文化

    新四军在成立之初，就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云岭期间，教导总队又培训了4000多名干部。这对新四军指战员军政素质的提高，对新四军的建设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军部机关也集中了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专家和文化名人，担任了各部门的负责人，从事着新四军里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宣传、经济、医务等方面的工作。比如，医学博士、医务专家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苏联留学生朱克靖担任战地服务团团长，留学的林植夫担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担任教导总队训练处长，大学教授朱镜我任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菲律宾华侨李子芳任组织部部长，夏征农、钱俊瑞、冯定、何士德、任光等文化名人，都在有关部门担任要职。在这个知识精英荟萃的集体里，人人各尽其才，各显其能，开创了抗战文化的新局面。

    新四军不仅有自己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出版报刊，而且有集纳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可以出版发行书籍。当时军部主办的报刊有《抗敌报》《抗敌》杂志、《理论与实践》《学习》《建军》《战地青年》《抗战文艺》《抗敌画报》《老百姓画报》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抗敌报》和《抗敌》杂志。

    新四军的文艺工作非常活跃。军部、各支队都有战地服务团。从军部、各支队直至每个连队、每个伙食单位都有一个俱乐部。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亲自制定文艺方针，指导文艺演出，物色文艺工作者。新四军的文艺战士创作出大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如《送郎上前线》《大时代的女性》《繁昌之战》《一条扁担》《夜袭奔牛车站》《红鼻子参军》等，受到广大军民的欢迎，为推动抗日起了积极作用。音乐家何士德、任光、毛中玉、章枚、沈亚威等深入前线，创作了大量鼓舞人们斗志的歌曲，著名的歌曲有《反扫荡》《繁昌之战》《父子岭上》《胜利归来》《渡长江》等。特别是由陈毅作词、集体修改、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从此，《新四军军歌》伴随着新四军的战斗足迹，响遍云岭，响遍大江南北，响遍全中国。小说创作也很繁荣，当时创作组的著名作家有聂绀弩、丘东平、陈辛人、辛劳、林琳、菡子等，作品有《收获的季节》《捧血者》《五个鸡蛋》《在茅山下》等。新四军的美术工作也很活跃。绘画组的沈柔坚、赖少其、涂克等，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运用美术这个武器，为抗战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用油画、手拓木刻画，张贴于军部驻地云岭及中村、章家渡、茂林等村镇，有的发表于《抗敌》和《抗战画报》《老百姓画报》等刊物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集体创作的《新四军军歌木刻（组画）》，手拓200份，其中100份装订成册，对外宣传，一部分还由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带到国外散发。

开展民运工作 军民关系密切

    新四军军部非常重视民运工作和军民关系。军政治部设民运部，由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兼任部长。以军部战地服务团为主体组织民运工作队，分赴驻地及周围地区开展民运工作。各支队设有民运科，团设民运股，连队党支部有民运委员，各班还有民运战士。各级民运机构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

    军部首长带领广大指战员分散到驻地农家帮助群众耕地、插秧、播种，对生活困难的群众更是尽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军部到云岭后，干部战士更是与民众打成一片，办夜校，教农民识字、唱歌，为民众演戏等等。军部还向乡村派出医疗队，免费为群众治病。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如农抗会、妇抗会、工抗会、青抗会、学抗会、商抗会、自卫队、儿童团等团体纷纷建立。

    1938年冬，新四军民运工作队与中共皖南特委首先以茂林工委为基础，组成了中共泾县县委，随后又相继建立了中共繁昌、南陵、铜陵、青阳等县委。

    1939年5月，铜陵绝大部分地区，几乎每乡每保都有党员。1939年底，全县已有四个区委，15个中心支部，275个支部，895名党员。皖南事变前夕，全县党员已发展到2000余人。

    地方党组织恢复和建立后，积极领导和组织人民支援和配合新四军开展抗日活动，形成水乳交融的军民情谊。人民群众从人力上、财力上、舆论上大力支持新四军抗战，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情的战歌。在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老百姓到处传唱着“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歌曲。在皖南事变中，之所以出现了许多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新四军失散人员的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是与在这之前新四军扎扎实实开展民运工作，形成密切的军民关系分不开的。

组建江北江南指挥部 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华政策的重点由正面战场转向敌后战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这使得江南地区新四军的处境更加困难起来，新四军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也亟待商讨解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939年春到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指导工作，并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云岭期间，周恩来协调了军部领导关系，商定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向北发展”指的是多抽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指的是出击沪宁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指的是巩固皖南军部所在地和苏南的茅山根据地。这一方针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

    为贯彻上述方针，项英、叶挺于3月底4月中旬，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提出开展江北工作的建议，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第四支队，调一支队副司令员罗炳辉负责领导开辟皖东地区等。这些建议都被中央采纳。

    5月上旬，叶挺率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由皖南军部抵达皖中巡视。在庐江县东汤池主持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任政治部主任。6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又任命徐海东为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7月1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对江北部队进行全面整编。整编后的第四、第五支队，按照东进部署，分别开赴津浦路两侧发动群众，开辟了淮南以定远县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和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斗争，并担负与皖南新四军军部联系的任务。后来，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也属江北指挥部管辖，被称为新四军第六支队。

    1939年8月上旬，项英又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建议，由陈毅统一指挥第一、第二支队。11月7日，第一、第二支队机关合并组成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敌后地区的抗日斗争。之后，陈毅、粟裕派主力一部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的任务。留下的部队后来由谭震林率领坚持苏南的斗争。

    江北、江南指挥部组建之后，加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抽调八路军南下支援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战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到1940年底，新四军在近三年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中，共对日、伪军作战2700次，毙伤俘敌5.5万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在华中敌后创建了苏南、皖南、皖中、皖东、皖东北、豫皖苏、苏中、苏北、豫鄂边九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而且部队人数也有了迅速发展。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九万多人，地方武装和不脱产的地方武装数十万人。新四军抗日游击战争的业绩，不仅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表彰，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就连国民党当局也不得不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