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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在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后方医院的日子里 (郑苏方)

来源:  作者:  日期:2020-2-29 22:47:53  点击量:[]

1941年42,我和上海广仁护士学校的钱俊、郑奇、龚烈等同学离开“孤岛”,抱着抗日救国的热忱,奔向日夜盼望的改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一常熟。当日清晨,我们从停靠在浒浦码头的轮船上下来,通过了敌伪人员检查,走到梅李据点时,那里的伪军见我们都是穿旗袍的妇女,带的都是衣服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所以盘问了几句就放行了。中午到了董沃交通站,看到一个瘦高个子,穿着蓝土布对襟衫、腰束围裙的人,很象当地农民,原来他就是交通站长邵守中。他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新四军的干部多么朴实。

在董浜交通站短短的2天,使我们这些只有抗日救国的热忱,而无革命实践的年轻人受到了一次教育和锻炼。我们睡的稻草铺,几个人合盖一条被子,吃的萝卜千、青菜汤和麦粞饭,但大家并不觉得苦。当交通蚱的同志称呼我们同志的时候,心情非常激动,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印象较深的是见到了新四军的小战土,他们象《西行漫记》中介绍的延安式的红小鬼一样小小的个儿,穿着长过膝盖的军衣,显得十分神气、老练,大家都亲切的叫他们“小鬼”。交通站里的“小鬼”热情的教我们唱抗日歌曲,《新四军军歌》、《游击队员之歌》《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歌都是在那里学会的。

后来,我被分配到618旅后方医院。它设在一家农民的堂屋里,长凳搁着门板和稻草地铺是伤病员的病床,在屋前的一条大河边停靠着两条有棚顶的木船,里面放着药品器械,这就是兴时的后方医院。我们到医院的当天晚上,院里的全体同志在晒谷场上开了欢迎晚会,热烈的欢迎我们。后方医院单独流动在堇浜、苏家尖、淼泉、古里一带农村。医院的负责人林

立,管理员姚琛,医务人员有周庭宰、顾励、程毅、王嶙、征红、丁婉卿、陈翠等。到“清乡”前,又从上海来了褚云娟。后方医院的医务人员和伤病员团结友爱,互相支持,处处洋溢着乐观主义的精神。除了伤病员以外,从领导到“小鬼”吃的是一个钢里的饭菜,睡的都是农民家里的稻草铺。移动宿营地时,大家一齐动手,抢着抬伤员。敔情紧张的时候,一个晚上要流动两次,有时还要分散隐蔽,由一二个医务人员分别带几个伤病员。医院负责人林立亲自带领大家隐蔽好,并分别到各处去看望,使伤病员能够迅速、安全转移。伤病员养伤期间,一般都比较自觉,还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只要能起床活动,就忙个不停,有文化的写墙报稿子,教唱歌,给“小鬼”上文化课。如伤员谢正中带伤后还帮助做一些事务工作。

后方医院流动在群众家中,没有武装保护,全靠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我们也十分注意搞好群众关系,每到一地,总要为老百姓看病,把驻地老百姓家的水缸挑得满满的,地扫得干干净净。临走时还要到住户家检查,如有损坏东西和违反群众纪律的事,必须按价赔偿和认真处理。所以群众对后方医院的工作人员及伤病员都很热情,象亲人一样对待。后方医院是一个革命大家庭,生活虽艰苦,但紧张而热烈;工作虽平凡,但每个人都怀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为了抗月战争的胜利,不畏艰难困苦,甚至愿意献出年轻的生命

1941年6月中旬,针对日伪开始·清乡”,上级布置后方医院工作人员进行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并决定将医院分散,把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分成小组,隐蒇到各个村子里去。我分在东塘市一带的一个组,这个组是新立的,主要负责照顾八字桥反颃战斗中的2名左右伤员,由顾励、谢正中负责,医务人员有丁婉卿。71日后,日伪已仝面开始“清乡”,上级指示我们要把组再分得小一点,转移驻地,分头隐蔽。晚上,我们商量将伤员分成2个组,顾励、谢正中带一个组,丁婉卿带一个组,我带一个组,分散至各村。当时,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我们与后方医院领导同志失去了联系,后来找到了当地政府的同志,决定动员本地的工作人员及伤员疏散回家。

记得我组里的一个“小鬼”,哭着不愿离开,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才勉强答应,但他说,“清乡”过后一定要回来,要我们不要忘记他。这样,我带的一个组最后就留下一名大腿贯通伤未愈的伤员,他原是旅部侦察班长,对敌情分析、选择隐蔽驻地等方面是内行。我才从上海到游击区3个月,东南西北也弄不清,在隐蔽时主要由他出主意。一天上午,谢正中来看望我们,下午回去时道路已被敌人封锁,他就留在我们组里。

那时日伪的据点林立,几乎四五里路就有一个,上下左右之间联系非常困难。有一天晚上,我们摇船出小河还未进入大塘,听到日寇汽艇“突突突的马达声自远而近,我们立即停靠在小河边的树木丛中,每人把手榴弹拉开后盖,准备与鬼子同归于尽。汽艇上灯光四射,但敌人没有发觉我们,一直向前开去。我们脱险后,于次日清展仍回到了村里。有一天,1855团参谋长王明星在战斗中手臂受伤,只身找到我们隐蔽的地方,我替他换了药,同时告诉他我们已失去了联系,并缺钱断粮。他立即将随身带的200元钱给了我们,并告诉我们部队马上要组织突围,他住在隔河西南方向的庙里,要我们第二天去找他。可是我们第二天去那里,一直等到下午都没有见到他。

后来得知,他带部队从当时的苏州县去常熟途中,在过白茆塘时与日伪遭遇,带伤与日伪战斗中英勇牺牲。王明星同志是红军老战士,20多岁,中等个子,虽然只见了一湎,但是他机智勇敢,临危不惧,无私帮助同志的形象我至今还是永志不忘。

就在这天傍晚,隔河响起了枪声,我们三人匆忙与一些群众摆渡过河躲避。暮色苍茫中,从传来的枪声判断日仍军已进了我们住宿的村子,这是多么危险,要不是群众掩护,我们的后果就难以设思。我们的衣服放在原来村里的一条船上,身上只穿一件单衣,晚上躲在牛车棚里,野风吹来,寒气袭人,还有成群的蚊子扑来,把手在脸上、腿上一捋,就是一把蚁子和血,其苦难言。三个人商量决定去常熟县董浜、古里一带找后方医院。那个伤员是本地人,决定回家养伤,他化装成讨饭的样子瘸着腿去了。我和谢正中同志先到唐市附近我们过去宿营过的村子躲一下,准备天黑再走。晚上,我们要走的时候,房东女主人拿出一袋炒麦粉、两双布鞋,一定要我们收下。她说:麦粉路上作千粮,鞋子就穿上,这日子一双脚最要紧。她用手痛惜的摸着我的光脚,把鞋套在我的脚上,一股暧流通往我的全身,这是多好的人民啊!我们俩带着人民的深情,踏着月色,直向东北方向走去。第二天清晨,绕过了苏家尖据点,到达原后方医院经常宿营的一个村子一一顾家宅基,找到村长家里。他告诉我们后方医院已经疏散,炊事员沈三毛投敌后取走了藏在空棺材里的药品器械,还经常带伪军下乡来捕捉我们的同志。这时我们的希望成了泡影,但我们坚信总有办法找到组织。在出村的路上,正巧遇到了董浜交通站的通讯员“小搭”我们向他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在附近的一茶馆里找到了联络员XX他告诉我们55惠民团长的住地。谢正中同志跑了30多里路找到了薛团长。团长指示我们今后与这位联络员一起行动,并给了我们200元生活费。这样,我们3人就流动在梅南、梅北,有时在船上,有时就在牛车棚里过夜,直到8月初,才接到突围的通知。

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我们由联络员带领到梅北区一个村子的晒谷场上集中,在那里遇见了后方医院的大个子炊事员。他决心和大家一起突围。这时谢正中同志见我脚上的鞋子已破了,就将他的鞋硬是要我穿上,他自己赤脚走路。正是这双鞋子,使我在突围时的急行军中没有掉队。三四十人的队伍出发了村里的男女老少围着我们依依惜别,谆谆叮嘱:“你们一定要回来,赶上吃新糯米团子!”我们带着苏常人民的深情、嘱托,在黑夜中急速行进。夜半以后,队伍靠近了福山塘封锁线沿塘筑起了长长的竹篱笆。我们就是要穿过竹篱笆,游过福山塘,才算突围出去。于是同志们就分组,男同带女同志,会游泳的带不会游的,我是由那位联络员带我过福山塘的。上岸后,大家跑步走了五六里路才休息一下,整理队伍再出发。

中午前,我们这一支突围队伍在澄西找到了师部。“啊,到家了”!大家不约而同的发出了欢呼声。谢正中同志与联络员×到司令部报到,和我分手了。这一别已45年了,在那时抗战的艰苦岁月里,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将永远铭刻心中。我到六师卫生部报到后,见到了林震部长及王彤同志,还有先从常熟突围出来的王嶙同志。在卫生部,我穿上了新军装,心中充满了归队的喜悦,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867月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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