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团结御侮、争取独立解放的伟大历史篇章，其胜利不仅依赖于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更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战略支撑。新四军第五师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主力部队，是以湖北、河南两省相邻地区为主、组建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其作战区域覆盖鄂豫皖湘赣几省临近地区。长期孤悬于日军重兵封锁的鄂豫边区，以有限的兵力与资源，创造了抗战奇迹，打破了日军的战略规划。第五师的战略实践，揭示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独特性，凸显了鄂豫边区的独特地位。

一、新四军第五师的建立

 （一）第五师建军的历史背景

  第五师的建军历史背景与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武汉战略地位的变迁、华中敌后抗战形势密切相关，是多重历史条件交织的产物。  

  1.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方会议上制定《对华政策纲要》。会后，田中义一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一份“田中奏折”呈送天皇。田中奏折确立了先独占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扩张政策。随后屡屡制造事端，为侵占中国东北做准备。1928年6月制造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制造中村事件；7月制造万宝山事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开始。中共中央迅速发表   《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斗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西安事变后，国共达成合作共识。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共中央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中指出：“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大政方针的引领下，中共有序建立各地党组织、开展军事文化教育活动、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开辟抗日根据地。

  9月，董必武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到武汉工作（董必武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湖北是董必武故乡，在这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恢复党的各级组织，先后重建成立了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武汉市委、武昌、汉口、汉阳、硚口等省、市、区（县）党的组织。并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宣传抗日政策，创办报刊社，发动游击战争，筹建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年底，周恩来、秦邦宪等组成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因为有了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周恩来、董必武决定培养一批共产党的抗日干部。董必武通过中共湖北省工委，派陶铸同志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领导应城汤池训练班的工作，以后又陆续派了曾霞(曾志)、潘怡如、刘季平、雍文涛、许子威等共产党员去培训班担任教员。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5月，训练班共办了4期，每办一期，就在学员中发展一批党团员。前后共培养了400多名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以农村合作指导员的名义，分配到湖北各县从事抗战工作。第3期训练班结束后，董必武指示陶铸办起了汤池临时学校，招收贫苦知识青年、学生和其他有志抗战的爱国青年入校。从1938年4月到10月，通过办汤池临时学校以及保教班、师训班等名义，共培养了300余名干部。1937年10月、1938年3月在黄安七里坪开办两个训练班，先后培养了600多名学员。培训的学员后来大多成为鄂豫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这一时期，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在彭雪枫的领导下开始筹建和开办，王国华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比如，所招收的学生多是豫南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在竹沟培训了3000多名各级党政军骨干。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河南省委先后派出16批计4800多人，发展为新四军的二师、四师、五师。此外，新四军第三、七师，都有从竹沟培养出去的人员。

  抗日武装力量的筹建方面，各地党组织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路线，纷纷组建抗日武装。成为以后新四军第五师的前身之一，为第五师的建立打下良好基础。

  1937年10月，中共鄂豫边省委将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周骏鸣，政委王国华。1938年1月，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队，成为 敌后抗日的重要力量。9月，朱理治和彭雪枫找文敏生谈话，决定他以新四军中校参谋的公开身份，去做争取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后改名朱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我党共同抗日的工作。并介绍说李德纯为官清廉，主张抗日，争取他同我们合作成功的可能较大。文敏生在信阳待了近一个月，先后多次会见李德纯，通过深入交流，细致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李德纯更加了解了我党开展游击战、坚持持久战、国共合作等，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念，同意团结一致共同应敌，并且希望以后能与共产党人再见面。不久，河南省委派危拱之、王海山从竹沟带领一百多人的武装干部、朱大鹏从桐柏山带领两个分队到达信北李德纯驻防地北王岗。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我党领导的武装为基础，李德纯派出三个中队，组建信阳挺进队。李德纯兼任司令员，朱大鹏任副司令，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王海山任参谋长。挺进队成立不久即向四望山挺进。在四望山集镇黄龙寺，豫南特委在信南谭家河组织成立的信南人民抗日自卫队编入挺进队。

  1938年10月，在省委常委陶铸同志和中共鄂中特委的领导下，成立应城县潘家集商民自卫队。10月下旬，京山自卫队、汤池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先后成立，11月下旬几支武装整编为应城抗日游击队（简称“应抗”）。同时，孝感中和乡抗日自卫队改编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下称“大队”）,许金彪为大队长,下辖四个中队。在鄂东黄冈北部杜皮乡张家山正式成立了近百人的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含浠水第4中队），张体学任队长。11月，挺进队在黄冈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袭击了淋山河日军据点，打响了黄冈敌后抗日的第一枪，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次年改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简称五大队）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壮大，到年底发展到400多人。1939年初，以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警卫排为基础，汇合竹沟警卫排、黄陂梅店自卫队等武装，在白马山龚家湾成立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3月，钟祥县抗日游击队成立以及武昌县委组建的梁湖大队，鄂南成立抗日挺进队等。

  2.鄂豫边区的政治、军事形式

 1938年10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放弃武汉。日军占领华中重镇武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鄂豫边区成为敌后抗战主战场。鄂豫边区的政治、军事形式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

  武汉沦陷后，第五战区部队撤往鄂北、鄂西地区继续组织防御。主要部队转移方向，第三兵团孙连仲部，主力撤至随县、南阳一带。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布防于随县、枣阳、襄阳交界地带。第二十六集团军徐源泉部沿汉宜路一线溃退。桂系二十一集团军将主力部队收缩至大别山区域。武汉及周边国民党地方政府机构名存实亡，社会秩序较为混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成立反共“特别委委员会”，制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文件。国民党顽固派随后发动多次反共高潮，并制造系列惨案，如6月河北深县惨案和湖南平江惨案、11月河南确山惨案等，导致大量中共干部、战士和群众被捕杀。

  日本布防在武汉及鄂豫边区的主要部队，第3师团驻防应山、广水、信阳。第13师团驻防汉口、黄阪（今新洲）、麻城。第16师团驻防孝感、安陆、花园、云梦。在武昌设立炮兵阵地（如葛家店附近的九一式105毫米榴弹炮阵地）。在长江部署海军舰艇（如第3舰队）支援陆上行动。1939年后，日军因战线过长，逐步以二线师团（如第39、40师团）接替精锐部队防务。武汉日军驻防以第11军为主力，形成以点控面布局，以三镇为核心，沿平汉线、长江水道及周边山地构建防御体系。推行以战养战政策，掠夺资源。至1940年初，武汉周边日伪据点间隔普遍超过30公里。由于中国军队的持续游击战和阻击战（如随枣会战等）使日军难以扩大控制范围，日军速战速决计划破产。

  中共则在1938年11月结束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明确“敌后游击战争将成为主要形式”。会后党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根据敌后抗战形式需要，决定撤销河南省委，成立豫西、豫南省委。决定派李先念等一批高级干部南下中原敌后，发动与领导抗日游击战争。12月，朱理治、李先念等由延安到达确山县竹沟镇。同月，中共河南省委在竹沟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以最快速度，扩大党的抗日武装，开辟以四望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二）第五师的诞生

  1.豫鄂挺进纵队的整编

 1939年初，河南省委撤销后，中共豫南省委（亦称中共豫鄂省委）在竹沟成立。豫鄂省委根据党中央开展豫鄂边游击战争的指示，组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对外称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1月17日，李先念率游击大队从竹沟南下，1月19日到达信阳西南，顺利通过国民党68军防区，在黄龙寺与信阳挺进队会师，主持召开军队和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党中央、中原局发展抗日武装，发动中原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决定。

  由于部队刚到四望山立足，为迅速打开工作局面，李先念来到后开展了几项重要的工作。及时了解掌握了豫南、鄂东、鄂中、鄂西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情况后，直接与鄂中陶铸同志取得了联系。同鄂西北区党委王翰取得了联系。并与刘子厚一起到大洪山做李范一的工作，经过深入恳谈，双方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并且可以使用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名义开展工作。派朱大鹏到湖北省谷城县联系国民党七十七军副军长兼一百七十九师师长何基沣，以后新四军在豫鄂边开展抗日斗争，得到何基沣的大力援助。接着派刘子厚到襄樊做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工作。  

  4月，独立游击大队挺进鄂中，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许金彪部在中和乡汇合后进入安陆赵家棚，接着联络应城县抗日游击队前来汇合后，就在赵家棚组建了豫鄂边区第一个团队，即新四军豫鄂边区挺进团，许金彪任团长，周志坚任政委，杨焕民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营。

  6月初，陈少敏1率挺进队两个中队从四望山南下，到达赵家棚，与李先念部会合。6月中旬，召开养马畈会议，决定将豫南、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此时部队已达3000余人，标志着鄂豫边区武装力量的初步统一。会后不久，信阳挺进队抽出近千人组建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第二团队，王海山任团长，钟伟任政治委员。2

  7月，原信阳挺进队一支队留下的四个中队和“七七工作团”合编为第三团队，朱大鹏任团长，任质斌任政治委员。7月下旬，由尖山、竹沟的各一个中队与确山独立大队合编为第五团队，肖远久任团长，方正平任政治委员。

  8月上旬，王海山率二团东进信罗边，在罗山县朱堂店阻击谷房太郎第三师团600多日军的进攻，毙伤敌人80多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马4匹，子弹1批。4战后，驻五里店伪军1个中队向第二团队投降。

  10月底，朱理治、任质斌、刘少卿等率竹沟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干部、战士600余人到达四望山。同时，李先念、张体学等同志也率部队从鄂中、鄂东抵达四望山。11月，第五团队与信南三团合编，番号仍为第三团队，团长肖远久，政治委员刘子厚。至此，取消信阳挺进队番号。

  11月16日至19日，李先念、朱理治、任质斌等在四望山主持召开党的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原局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开展华中游击战争的决定，研究讨论了豫鄂边区党与军队的统一领导问题。会议决定成立豫鄂边区党委，陈少敏任区党委代理书记；将豫南、鄂中、鄂东的抗日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纵队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兼纵队委员会书记，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员主任。

  1940年1月3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设立司令部（下设参谋、军需、军医等处和作战、教育、侦察、通讯等科）和政治部（下设组织、宣传、锄奸、联络、民运、敌工等科和《挺进报》社）。部队编成5个团、3个游击总队和随营军事学校。应城伪军郭仁泰率部起义，又成立了第六团。

  2.第五师的组建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纠集8万多人，突然袭击围歼正在北移途中的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诬蔑新四军为叛军、撤销番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强烈谴责、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破坏统一抗战的行径，提出严惩皖南事变肇事者等处理办法。中共中央军委迅速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后为谭震林）。部队编成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各师辖2-3个旅。此次重建后，新四军兵力约9万人，成为华中抗日主战场的重要力量。

  4月5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及其所属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任质斌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少卿任参谋长，王翰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旅及两个游击纵队（1941年9月发展第三纵队），另组建一个保安司令部。

二、新四军第五师的发展

 （一）第五师的发展特征

  第五师在“三孤”环境中开创了独特的敌后抗战模式，形成四维作战体系，对日军实施游击袭扰，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对顽军采取有力反击，对土匪实施收编改造。

1.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敌后游击战争，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开展统战工作

1939年春，国民党川军22集团军孙震部驻扎在襄阳、枣阳、随县一带。根据春节时鄂豫边区党委扩大会议精神，鄂西北特委经过分析，决定派共产党员郑绍文去做孙震的工作，争取其部积极抗日。通过沟通了解到，孙震想通过与鄂豫边区的联系，巩固他的地盘、扩充军队，边区同孙震联系后取得了名义上的合法。经双方商定，成立22集团军特派员办公室，下设特种工作队。郑绍文同志任特派员，队长都是我党的同志担任，并从襄、枣、宜、随北地方上动员了一批同志参加特种工作队，很快建立起了特种工作队。

对于西北军和川军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高潮时的摩擦，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党委理解他们的难处，宽大处之，从而赢得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1940年3月，川军161师3个团以安陆、京山地区的土顽丁巨川部为先头部队，进攻京山大山头地区根据地。豫鄂挺进纵队采取向161师致信、阵前喊话等方式呼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161师不听劝阻，一意孤行，继续进攻，我军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败川军后，将被俘川军士兵集中起来，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抗日大政方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进行教育疏导后释放，川军只好无可奈何地撤退了。又如，西北军59军黄维纲部一个团趁新四军第五师15旅刚刚建立之际，突袭15旅根据地，致使团长朱立文受伤，团参谋长牺牲，我军伤亡数十人，但59军一个排的士兵被我军俘虏。后来我军主动将俘虏的士兵及武器归还给59军。当日军包围59军一个团的时候，第五师派出当阳、荆南我党游击队和15旅一个团向日军发起猛烈攻击，解了59军一个团之围。豫鄂挺进纵队这样做，收到了良好的统战效果，这些部队在反共活动时都尽可能的保持中立态度，减少了我军伤亡。

  豫鄂挺进纵队成立时，在政治部成立了敌工科。第五师成立时，将敌工科改为对敌伪工作部。工作部配备了对敌伪工作的干部和20多人的日本反战同盟第五支部盟员。对敌伪工作部除了宣传我党抗日政策，还办培训班培养对敌伪工作干部。这些干部把对敌的政治军事斗争和政治宣传结合起来，积极开展对日伪的宣传工作，先后创办《新导报》《反战旗》等刊物，采取不同的方法传送到日军军队中，让日军了解、知晓我军政策，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性质。对敌伪工作部还在日本传统节日时，把边区产的花生、红枣、核桃等物品采用巧妙地方式传到日军手中。渐渐地一些日军士兵思想开始动摇、摇摆、觉醒。把我军宣传单悄悄藏起来，有机会就投奔新四军。1942年10月，日军驻应山县城的第三师团祖岩中队集体投奔新四军事件，至1944年，日军投奔新四军的不仅有士兵，还有一般军官。五师送给五战区战俘营的投奔日军多达数百人。五师对敌伪工作部的反战活动，收到了积极的效果。

  2.从实际出发，在整编与武装斗争间不断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正规抗战部队

  1939年2月上旬，李先念派周志坚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跨过平汉铁路以东，与信罗边一带蔡韬庵领导的抗日武装和信南铁路破坏大队取得了联系，并与其配合，一举歼灭了扰民的游杂武装甘润民大队，缴获机枪3挺，步枪100多支，俘获100余人。

部队返回时，在平汉铁路柳林车站北部伏击了一辆日军铁甲车，日军死伤惨重，狼狈逃窜。次日行至信应公路，我军设伏，诱使日本骑兵进入伏击圈，毙敌数人。我军返回四望山，李先念同志大加赞赏。2月27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在应山余家店同100多日伪军激战，击毙20多名敌人。独立游击大队踏上四望山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三战三捷。

  2月下旬，在灵山寺东狮子口，与新四军第六游击大队罗厚福部会合，并指示六大队沿着平汉路两侧南下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六大队在转移的过程中，袭击了伪军第八军李汉鹏部，由于战前弄清楚了李汉鹏部的布防位置、兵力部署、联络口号等，战斗打响后，伪军溃不成军，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俘获其团、旅以下官兵300多人。此战之后，六大队扩大到700多人。当了解到张体学、刘西尧等领导的五大队和李丰平、郑重等领导的八大队在国民党统战区活动时，当即指示要迅速开赴敌后。

  1939年春，信南地方武装余镜清部有六、七百人，答应编入挺进队，但受编不受调。挺进队利用余部一位秦景堂连长和余镜清之间的矛盾（秦景堂对于余镜清倒行逆施极为不满），要他协助挺进队讨伐余镜清，约定战斗打响后立即带着他这个连作为内应，秦景堂在打这一仗时遵约倒戈，余镜清只带残部100余人落荒而逃。

  1940年7月，鄂豫边区党委派毛凯同志，带领由原179师搜索

队改编的一个抗日中队来到石牌，与此同时，奉命来到襄西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六团三营打败了盘踞于北山、石牌、当阳一带的土匪左墨香，9月，襄西抗日武装汇合，整编了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十里区的龙剑平大队。根据豫鄂挺进纵队和豫鄂边区党委领导的决定，成立新四军襄西独立团，毛凯任团长，李守宪任政委，李炳南任参谋长，刘真任政治部主任。

  同一时期，豫鄂边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如雨后春笋一般。1939年2月酝酿成立的22集团军政治部特派员办公室特工总队，下设三个中队，有300多人，8月，奉命编入鄂豫边区保安司令部，9月，改编为中共鄂豫边区警卫团。1939年3月，成立的鄂北（随枣）抗日游击纵队。5月，鄂中区党委派徐达三以“随北工作队长”的身份，他通过随县万和区长的统战关系，举办“战时青年训练班”，组建了鄂豫边区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支队下设六个大队，共2000余人。1940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信（阳）应（山）游击总队第三大队”。1940年5月在鄂西北襄西成立北山抗日游击队。6月，鄂北（随枣）游击支队成立，拥有300余人。41年5月，组建了桐柏山抗日游击大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五团等。

 （二）第五师的发展经验

  1.不拘一格用人才，大胆使用干部，是五师迅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鄂豫边区新四军组建时，在干部的配备和选拔使用问题上，边区党委和李先念同志都非常重视，体现了灵活务实，任人唯贤，量才使用的干部路线。科学配备和正确使用干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一是重视任用具有军事斗争经验的红军干部担任核心岗位。1941年五师成立时，旅团正职干部中88.46%为红军干部，26名旅团正职中有23名是红军干部。成为部队建设和战斗的核心力量，保障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如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周志坚，任第13旅旅长；鄂豫皖苏区老红军罗厚福，任第14旅旅长。二是重视知识分子干部的任用。五师根据知识分子的专长，将其分配到政治工作和技术部门。如上海艺专毕业的唐亥，被党组织派往第五师任政治部文艺科科长、兼任五师文工团团长，《七七报》编辑周立波，《七七报》《七七日报》美术编辑武石，《七七报》编辑部主任顾文华，《挺进报》总编辑齐光等，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医院院长的唐求，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多次参与战场救护工作。三是吸纳工农干部与特殊人才。工农干部因熟悉本地环境，被委派负责后勤和群众工作，地方出身的干部在根据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协助组织民兵、动员群众支援前线。对反正的伪军和改编的绿林武装人员，五师也量才使用。对于起义部队，部分人员经改造后编入部队，增强了抗日力量。四是培养本土工农干部。如第14旅政委张体学。

  2.重视思政教育，军事素养教育，科学建章立制是五师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五师的每个连队都是革命学校，这种在战火中的育人模式、教育模式为五师储备了骨干力量。一是采取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军事理论学习。如战前动员讲话，“三分钟讲话”“五分钟支部大会”等；创办教导队，开办抗大十分校，办报纸（五师的《挺进报》十五旅的《铁拳报》）等。通过战斗间隙系统培训学习，既鼓舞士气，又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水平和文化思想素养，有利于正确认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重塑完美的“三观”。二是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新四军竹沟军政教导大队，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法，实际运用于教导大队教学实践中。竹沟军政教导大队组织机构与“抗大”相同，实行学员军事编制，中队设中队长和指导员，下辖排、班，干部一般是“抗大”毕业生和红军干部担任，教员由新四军竹沟留守处的领导担任。开设课程参照“抗大”课程体系，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游击战术》《群众工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联共党史》等。训练方式沿袭“抗大”模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边学理论、边进行军事训练，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三是科学建章立制，在工作实践中严格遵照执行。制定《豫鄂边区施政纲领》，对于贪污腐化及浪费行为严惩不贷，建立预算决算、财物登记、审计制度。师政治部编印《反法西斯读本》作为教材，批判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肃清国民党思想影响，强化官兵阶级立场。四是注重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论是在哪里，不论斗争形势怎样复杂、生活条件如何艰苦，李先念总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影响和感染同志们。仗打到哪里就睡在哪里，经常和同志们一起睡地铺，没有好的被子，铺的盖的都是稻草，李师长风趣地说这种睡法是“黄花炖肉”，把稻草比喻为黄花, 把人的身体比喻为肉。第五师通过抗大十分校、教导队轮训干部，李先念亲任校长并授课，要求党员学习党纲、党章，定期上党课，开展民主生活会。

三、新四军第五师在全国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

 （一）历史地位

  1.唯一长期独立作战的新四军主力部队（未与军部建立稳定联系）

  日军在武汉周边驻有15万兵力，国民党部署近40万军队，伪军8万余人，而第五师根据地仅控制60余县，第五师长期处于日伪顽夹击中，所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与我党领导的其他部队隔绝，不能得到兄弟部队的及时支援，必须独立对敌作战。面对封锁，第五师采取灵活战术，在夹缝中求生存，边区党委动员人民群众普遍参加生产劳动，号召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首创堰塘经济模式即“千塘百坝”工程模式，李先念、陈少敏等领导亲自参与劳动。通过大生产运动，实现粮食、蔬菜等自给自足，既保障后勤，又赢得民心。为解决武器短缺，建立兵工厂，月产步枪30支、手榴弹2000枚。没有补给就自己创造补给的精神，被誉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至1944年，第五师已形成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与民兵结合的体系，兵力达5万余人，根据地面积9万平方公里，成为华中抗战重要力量。

  2.首创以游击战支撑运动战的华中模式

  第五师在抗日战争中首创以游击战支撑运动战的华中模式，是敌后抗战史上的重要军事创新。这一模式通过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牵制敌军，为集中兵力实施运动战创造条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武汉近郊周边兵力减少，防御空虚。李先念敏锐捕捉战机，提出以游击战支撑运动战的作战思路。通过游击战消耗敌军、控制区域，为大兵团运动战提供战略支点。这一模式打破了传统游击战的分散性，将游击战的灵活性与运动战的集中性相结合，适应了华中水网密布、敌强我弱的战场环境，并成功运用于侏儒山战役。第五师以游击战术突袭伪定国军第三团，歼敌100余人后主动撤离，经过教育，除要求参加新四军的以外，其余俘虏全部释放，以动摇伪军士气。随后，集中第十五旅主力，连续发起进攻，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桐山头、西流河等地分割伪军，缴获兵工厂设备4000余件及大批军用物资。面对日军舰艇支援，第五师利用河湖地形实施梯次阻击，最终以伤亡200余人的代价，歼灭伪军5000余人、毙伤日军200余人。此役中，第五师将游击袭扰与兵团突击有机结合，与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等14个战役一并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3.培养出多名开国将领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第五师谱写了中原抗战的壮丽篇章。不仅歼敌4.3万余人、解放鄂豫皖湘赣9万平方公里土地，更是培养了多名共和国将领和治国栋梁。一是在战火淬炼中铸就铁血军魂。第五师在敌伪顽夹击中，以灵活战术屡创奇迹。如侏儒山战役历时两月半，解放汉川、汉阳、沔阳地区，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再如1942年，日军对鄂豫边区发动万人规模“扫荡”，五师采取“敌进我进”战术，化整为零袭扰敌后，成功粉碎攻势。二是五师独特的建军理念。坚持支部建在连上的红军传统，连队支部成为战斗堡垒。坚持不拘一格的用人策略。坚持抗大分校的系统培养，如创办教导队、随营军校等。随营军校边行军边教学的方式后来在全军推广。三是始终高举党的旗帜。1939年养马畈会议决定取消国民党番号，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号。皖南事变后，部队整编为第五师，李先念在随州洛阳九口堰率全师将领向全国通电宣誓，强调“绝不因反动派压力放弃抗日责任”。这种“听党指挥、敢于斗争”的精神，成为将领成长的动力。    

  4.统战工作的创造性实践

  在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抗击日本侵略者。鄂豫边区党的统战工作具有创造性、独特性。一是第五师采取“白皮红心”策略。积极争取有爱国心、与我们为友的同志，积极争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以争取的人，共同抗日。二是充分利用稍纵即逝的敌伪顽的矛盾，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五师处于敌伪顽夹击和三角斗争之中。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寇则对国民党采取军事打击与威逼利诱的方式诱降。五师适时抓住时机，利用这个矛盾，秉持独立自主的统战原则，做愿意合作抗日的友军工作。致力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我军在鄂中活动初期，利用国民党桂系、西北军、川军等同蒋介石嫡系部队之间的矛盾，开展了广泛的争取工作，赢得五战区所属军队同我军短时间和平共处的阶段。为五师创建争得时间，并高举抗日旗帜，联合同情我军的抗战地方武装，有步骤地消灭日伪军和顽伪两面派。在我军节节战斗胜利的震慑下，很多伪军向我军投诚。三是不同时期以不同组织方式开展统战工作。如以经济组织形式开展统战工作，以军事合作形式开展统战工作等，对于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则采取坚决打击，予以消灭的方法。

 （二）贡献

  1.从战略上实现对日军军事的有效牵制

  武汉沦陷后，日军试图通过控制华中交通线掠夺资源。第五师依托鄂豫边区根据地，在平汉铁路、长江航道沿线频繁出击。一是以军事斗争、军事实践打破日军“以战养战”图谋。1939年2月余家店战斗中，参谋长周志坚率部突袭日军运输队，击毙日军20余人，迫使敌军放弃对广水北部的“扫荡”。侏儒山战役不仅解放汉川、汉阳、沔阳地区，更迫使日军从正面战场抽调兵力回防。此类战斗有效干扰日军后勤补给，使其难以巩固占领区。至1943年，第五师已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日军被迫将40%的华中兵力用于防守据点。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曾在所著《中国的战歌》这样评价，新四军的游击战，使日伪军困守孤城，其战略价值远超战役本身。二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基本实现军民粮食自给自足。三是通过团结各阶层，形成 “主力军+地方武装+民兵”的三级体系。建立8个专区、66个县级民主政权，成为持久牵制日军的根本保障。

  2.政权建设创新

  第五师在政权建设方面展现了独特的创新实践，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一是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实行 “三三制”，建立由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民主政权结构。1940年初，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曾深入鄂豫边区访问，先后在京山大山头、八字门一带目睹了边区民选活动，不少地方选民在自己满意候选人背后的碗里投黄豆、蚕豆或绿豆作选票，最后根据碗中豆数确定人选。土改后选举人民代表，绝大多数农民不识字，也多用“豆选”。二是经济政策的制度创新。推行二五减租、取消苛捐杂税等经济政策，并逐步向更彻底的土地改革过渡，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发行边币（又称豫鄂边币）建立独立金融体系，成功粉碎了日伪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金融秩序的破坏，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边区实际结合的完美融合。三是文化教育的模式创新。创建冬学运动与识字班相结合的民众教育体系。陆游在《冬日郊居》诗中写道“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可见，“冬学”在我国宋代就已出现。第五师进驻随南山区后，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开办抗日夜校、青年识字班，创办抗日小学，印刷《抗日三字经》等课本。四是军事与政权的协同创新。开创“便衣队+武工队”的军政结合模式。如郑位三提出并组建便衣队，在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中得到发展，后来发展为敌后武工队。张体学率鄂东独立团三次东进，推动了鄂东抗日根据地创建与鄂皖边游击区开辟。随后新扩编4个独立团，各县成立便衣队、武工队，地方武装达2000余人。

  新四军第五师的政权建设实践，成功实现了从传统农村政权向现代民主政权的转型。为华中抗日根据地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制度样本，其历史价值在新时代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3.铁军精神传承

  铁军精神不仅是革命年代的制胜法宝，更是新时代赓续红色基因的教科书。第五师的铁军品格既承袭了叶挺独立团北伐先锋的攻坚传统，又延续了井冈山红四军党指挥枪的政治灵魂。全师用热血诠释了听党指挥、百折不挠、为民而战的铁军精神内核。一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9年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时，即明确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养马畈会议上，部队取消国民党番号，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帜。1941年皖南事变后，第五师在通电中强调，在党中央领导下奋战到底。二是淬炼忠诚品格。创造性地将整风运动与敌后斗争结合。如1942年整风运动中，五师通过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将思想建设融入战斗实践。1943年，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整风运动精神，豫鄂边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开展边区和五师高、中级三期整风班。进一步学习了中共中央正确路线同左倾路线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历史意义，促进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边区的传播，将共产主义信仰融入官兵血脉。三是铸就血火交织的英雄史篇。在1942年圣场镇战斗中，十三旅三十七团二营为掩护群众转移，战士们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抡枪托。这种舍生忘死的战斗精神，在1944年的大悟山保卫战中再次书写，面对日军铁壁合围，五师官兵用血肉之躯构筑防线，以较少的伤亡代价歼敌1000多人，创造了华中战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新四军第五师用热血铸就的精神丰碑，不仅是民族记忆的承载，更是新时代砥砺前行的动力源泉。新时代传承铁军精神，既要守护历史真实，更需践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实干担当；新时代传承这份精神遗产，既要守护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火种，更需续写当代新的红色传奇，使其成为民族复兴路上的永恒火炬。

（作者单位：襄阳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文稿来源：《“弘扬抗战精神 赋能建成支点”学术研讨会征文汇编》

编辑：韩新祥

      作者：李克艳 

    来源：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 2025年12月19日 16:00 

   本刊编辑：胡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