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裕

当时苏北之敌，从扬州至南通、如皋一线，总数不超过一个大队，而堂堂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拥兵十余万，未闻对敌有任何行动。各个保安旅团，无一不与敌寇互通声气，即如九旅张少华，公开接受敌人之命令配合向我进攻，此种文件，全部在武进圩塘为我抄获，至今尚有铜版可稽。又如今日之伪酋赵军山，当时即为李长江派往敌方之公开代表。因此，敌人得以少数兵力控制全苏北资源，以致奸伪横行，民生凋敝，民气消沉。整个苏北充满悲观失望情绪。即以亡故之韩紫石先生每一谈及苏北当时情形，则歔欷咨叹。当时我为挽救苏北危局，一面要求韩德勤合作抗敌，同时即进攻西来镇之敌，希图由实际行动，打开苏北抗战局面，并发动全苏北军民，在敌后积极参加抗战，打破敌寇控制占领区之企图，以免苏北沦于敌手，这是我进驻黄桥后之主要愿望。

然而韩德勤计不出此，并调集大军于九月六日向我营溪地区进攻，我一再要求划姜曲海以南为我抗战基地，而韩置之不理，出口要我退回江南，闭口要我离开苏北，我再三要求给以时间上之准备，都未获得允许。不得已为自卫计，乃有营溪之战，将反动派李守维所部完全击溃，但同时韩德勤竟令张少华部南北夹击我在武进地区之后方人员，百数十人即遭其杀戮与活埋，我曾要求惩办祸首，抚恤死难，然而韩德勤不惟置之不理，反而督令张少华部大肆杀戮。我官兵睹此惨状，义愤难消，乃进占姜堰，解决张少华部，其目的，在使国民党反动派认识我并不可欺，促其反省，合作抗敌。故我既不北上占领溱潼，也不东向进占曲塘。当时经韩紫石及黄逸峰、季方诸先生之调解，韩德勤提出如果我能退出姜堰，即可合作抗敌。我乃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前提，并不在地盘之争夺，乃毅然答应，遂于九月卅日退出姜堰以求团结抗战，此乃我在姜堰会议中之主要精神。孰意韩德勤以堂堂省政府主席自居，而其行为较之妓女不如。当我退出姜堰之后，随即集中数万大军，浩浩荡荡，由海安向黄桥杀奔而来。我为求团结抗战起见，不惜一让再让，初次退出姜堰，既而退出营溪，再又退出古溪与分界，然而韩德勤却意图消灭我军，乃一再进逼，直迫黄桥江边，我为保全抗战力量，不得已而作背城借一之举，经三昼夜之血战，将其全部击溃。反共将军李守维失脚落水，从此一命呜呼。

黄桥战役以后，韩德勤基本上被我击溃。当时韩紫老、李师广、黄逸峰诸先生又从中调解，在曲塘召开和平会议，希望韩德勤从此觉悟，改进政治，合作抗敌。韩犹执迷不悟，一面固守曹甸，同时策动李长江公开投敌希图假用敌人力量和我继续斗争。卅年（1941）二月十三日李长江公开在泰州接受敌人委任，为伪集团军总司令。我乃于二月十九日发动讨逆战役，进攻泰州，经一昼夜之征战，夺取泰州，将伪军主力全部击溃。敌寇目击韩德勤已失败，李长江被击溃，深知我之力量强大，此后苏北必然建立抗战局面，欲再依靠韩德勤、李长江维持苏北，保持以往“和平共居”之形势，以少数兵力，控制全部苏北物资为不可能，故有敌酋南部襄吉率十二旅团亲自出马，于二月廿二日向我大举“扫荡”。我则从城市转入乡村，建立苏北抗战阵营，形成敌我斗争之基本形势。

南部襄吉的最初企图：找寻我主力决战，将我一鼓扑灭，然后将苏北让给伪军统治。敌寇则又可以少数兵力控制苏北全部物资。而我以高度的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粉碎了敌寇这一企图，我不但保存了主力控制广大乡村，并且广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争，处处给予敌伪以袭击。敌寇又不得不被迫分散各城镇，构筑据点，维持其交通线。三十年七月间，敌寇为了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企图大举“扫荡”，将我消灭，便于其抽兵他调，于是首先以我盐城军部为攻击目标，发动万余人之大规模“扫荡”，我为击破敌人“扫荡”计划，于七月下旬，攻占黄桥、蒋垛，打入曲塘、姜堰直逼泰州城下，并将古溪之伪军全部歼灭。同时我另一部攻克东台之裕华镇，将敌寇全部歼灭，并生擒寇军七名，致使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因而此次“扫荡”，不但一无所获，并遭受我严重打击，而归于失败。

三十一年（1942）三月间，敌寇企图由城镇深入乡村，以实现其全面伪化之妄想，一次再次向我苏中“扫荡”没有结果，六、七两月连续向我四分区及三分区进行清剿“扫荡”。其战术特点，即在以优势兵力驱逐或消灭我主力，然后挨家挨户进行清查，即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可是当敌人向我内部清剿，我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外围突击，并曾一度进占靖江及海门县城予敌人以极大损害与震撼。由于我主力之积极行动及地方武装和群众斗争之配合，打破敌寇这一阴谋。由于我反“扫荡”的不断胜利，给予南部襄吉以深刻的打击，使得敌寇自己不能不承认：“新四军非武力可以战胜的。”同时也使得南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也不相信南部有力量可以征服新四军。

因此，敌汪伪要实现其全面控制苏中之妄想，今年四月间又以小林师团为主向我四分区进行清乡。并调集了汪逆全部特务工作人员和江南的伪警察，征集了二百多万根竹子做篱笆，企图将我封锁，挨家挨户进行检查，摧毁我之群众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驱逐或消灭我之军队，敌酋畑俊六及李逆士群等均曾亲到南通助威。经过我四分区军民六个月来的顽强斗争及全苏中党政军民之配合，终于使敌人不得不自认失败，暂告结束。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党政军民学各界，却表现了无比的英勇。例如马北区农抗会副会长顾尊山，他是当地的一个农民领袖，在今年六月初，他在村上听见敌人要来的消息，一面派人报告区公所，自己爬上树顶瞭望。当时敌人化装我军，他即由树上下来招呼，因此被捕。同时捕去乡民三十余人，要他招供谁是乡长，他坚决拒绝，敌寇将其缚在树上，用火焚烧，他始终不招供，所有其他乡民都为之感动，涔然泪下。直至火已将其下部烧完，敌莫可如何，不得不将所有被捕之人释放而去。乡民把顾会长解下，人已半死。但他最后说出：“我死是值得”的一句话，而终于殒命了。此种斗争精神，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而我们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却由这无数的鲜血所灌溉，而得以屹然不动。

在我六年的斗争中，全师的战斗，当在五三八六次以上，击毙射伤俘虏敌伪，在十万以上。而我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则有胡发坚、吴焜、徐述奎、严昌荣、郭猛、肖国生等等，我军为纪念这些牺牲的英勇壮士，这里，我们不妨再举数例，以示表扬。例如民国三十年夏，敌人分五路“扫荡”我三分区，当时为要掩护旅部从蒲家湾转移，留下特务营一个班掩护，而这一班人抗击了敌人数路的进攻，终于被包围而全部牺牲，其中仅有一个负伤未死。当敌人要夺取他的武装，即以最后之一炸弹投向敌人，最后为敌人的刺刀戳死。又如三十年（1941）八月间，裕华战斗，当我攻入据点后，敌人以两挺机枪封锁门口，无人敢入。当时两个党员即自告奋勇，全身以棉絮缚住，带手榴弹冲锋，将敌人炸死，同时自己也被炸死，终于将裕华之敌，全部歼灭。又如今年八月间敌人大举“扫荡”二分区，我后方医院吴秀瑛同志管理一部分重伤员。当敌人到来，他临阵不逃，将伤员运走后，不及逃脱，被敌人捉去，用刺刀戳死，而伤员至今安全无恙。诸如此种壮烈牺牲的指战员，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回忆这六年来的艰苦斗争，我们自信，既无负国家民族，也无负全国人民之期望。我们不但坚持敌后抗战，创造有今日之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特别对于团结友军，共同抗战，我们是始终推诚相见的。即以税警和鲁苏皖今年四月间被敌人“扫荡”，我们不但帮助其向我地区转移，并给以各种之方便，与物质之帮助，甚至张星炳失败以后，我们对其胥副司令那种坚持抗战之精神，也寄予莫大同情，当其率部向我防区转移，我特不予以为难，并尽可能援助其回到原来地区坚持斗争。尤其当此国际形势日益于我有利，我敌后军民更应团结一致，咬紧牙关，渡过今后艰苦的一年。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竟不顾民族国家利益，只顾一党一己之利益，企图发动内战，破坏抗战，诬蔑坚持敌后抗战之我军为“奸”军，诬蔑我根据地之人民为匪民。可是国民党反动派过去六年用尽一切阴谋企图消灭我们。皖南事变，将我后方捣毁，并取消我番号，而我们不但没有因皖南事变和取消番号而败亡，相反地，在我党中央和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及本军首长领导下，粉碎了日寇汉奸汪精卫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进攻，并使反动派过去所使用对付我们的一切阴谋诡计，全归于失败，我们在斗争中生长壮大，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敌后六年的斗争经验，惟有坚持抗战，才能免于亡国灭种的惨祸，同时惟有坚持团结，并善于作自卫斗争，才能保存和发挥抗战的力量。而坚持抗战与团结，必须在广大人民的支持与援助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改善人民生活，发扬民主，发挥民力，改造政权，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坚持敌后抗战和取得胜利之最有效的办法，而这些办法，即是我党中央和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英明的救国救民的方针。所以“没有中国共产党便没有中国”这一真理，完全由我六年来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实际行动中得到了剀切的说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取消边区，取消中国共产党，完全是出卖抗战，出卖民族，出卖人民的叛变行为。如果今天国民党反动派胆敢向我进攻，我们将以铁一般的意志，在本军首长的命令下，一致行动起来，使反动派再一次认识我们六年来在抗战与自卫斗争中所表现的一切力量。可是今日中华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我们为使接近胜利的抗战，不致于功败垂成，为使六年来无数爱国志士的鲜血不致于白流，我号召全苏中抗日根据地各阶层的同胞，和本师全体指战员一致起来制止内战，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国民党一切倒行逆施的政策和主张，为保卫抗日根据地而斗争，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而斗争。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七日

（原载《滨海报》102期增刊，1943.10.10）

《东台县革命斗争史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