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 裕

中华民国的诞生于今已是三十二周年。我们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创造，在大江南北坚持了六年的艰苦斗争。在过去的六年中，我们粉碎了日寇汉奸汪精卫给予我们各种各样的进攻，同时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我们的一切阴谋。我们就在这两面夹击的情况下生长与壮大。因此，在纪念双十节和本军成立六周年的今天，我们是怀着无限的感慨的！

二十七年（1938）四月间，本师奉命集中开到皖南岩寺。当时部队从长期游击战争的分散环境中集合起来，装备固然不全，军事技术上更不可能有很好训练；同时敌人正在向华中进攻，中央军纷纷向后撤退。国民党军事当局不容许我们有短时间训练，即命令我们向南京城下挺进。我们本着“军人守土有责”之精神，即不顾任何艰险，向敌人的腹背进军。

六月间抵达江南，敌人已沿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构筑据点，全部控制江南，而敌后广大乡村，亦成为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奸伪横行，秩序混乱，民不聊生。我为拯民众于水火，深入敌后。当时一般人民，因受溃军之害甚深，但见本军初到，大多相率逃避。我们本着爱护民众之优良传统，当群众离家后，全军在门外露营，不损害人民一针一线。由于这种实际的行动使人民认识我们是一支新的军队，日益与我接近，而我们也从此取得群众的支援，得以在敌后获得立脚点。我们为了打破一般人民中悲观失望情绪，给汉奸敌探以镇压，乃有六月十七日卫岗之战，将敌人交通要道镇句路截断，毁敌兵车五辆，敌军八十余大部就歼，并击毙敌土井少佐一名，俘敌兵二名，此为本师抗战之发轫，也即为江南由退却而转入抗战局面之开始。紧接这一胜利，我老二团打下新丰车站。“八•一三”周年纪念日，攻入句容城。于是民众情绪从此为之一振，同时也就证明了逃跑主义者之毫无根据。

由于我们对敌采取积极的攻势，敌寇恐慌万状。除了固守据点维持交通线而外，少数部队则不敢下乡，因而三三两两下乡抢劫，也就从此敛迹，我则乘机调解地方武装纠纷，肃清散兵游勇，恢复乡村政权，安定社会秩序，并发动人民武装自卫。即如地方武装领袖巫亨通、李复、陈维新、樊玉林等也就先后由此产生，从此重建江南抗战局面。敌寇对于本师此种行动，深感威胁，乃于九月中旬集中优势兵力，在宝堰附近向我指挥机关大举“扫荡”，企图一鼓扑灭，以达其破坏我军重建之江南抗日局面，然而由于我发挥高度的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将敌寇此次“扫荡”全部击溃，此即为本师反“扫荡”之开始，而我也从此奠定坚持江南抗战之基础。

敌寇占领武汉后，其战略停止正面进攻，转向敌后“扫荡”。当时驻南京之敌为十五师团岩松部队，第一次向我“扫荡”失败后，即深知我不是一般的中国军队，而是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军队，非短期所能驱走，乃积极增兵，以进攻达其防御之目的。在据点附近，常常采取分进合击之战术，向我进击。因而战争范围，逐渐由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推向乡村，而我采取灵活之游击战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袭击敌人据点，破坏其交通线，于是敌人企图确保交通线之计划，又完全为我击破。因而敌后人心振奋，士气激昂，更坚强我坚持敌后抗战之胜利信心。

国民党反动派眼见我深入敌后，不但没有为敌人消灭，而且日益坚强壮大，政治威信在人民中普遍提高，而“菩萨军”（当时我之臂章上有一战士像为标帜）的威名，几成为人民心目中之神奇。当时反动派即改变对我之策略，由“借刀杀人”之政策，转变为和我争夺敌后。因而有中央军之六十一师、九十八师相继进入江南，以及江南行署之成立。当时我们认定抗战为军人之义务，并非权利，我不仅不与人争夺，并积极予以援助。即如六十一师深入溧武路以北，遭遇敌人“扫荡”，在珥陵附近被敌包围，我从外围突击，击溃敌人，该部才免于被消灭。又如六十三师一个营在杭山被敌包围，也为我援救脱险。江宁县政府在郭庄庙被包围，并俘去科长科员数人，后为我将敌消灭，并将被俘之人员救出。诸如此种事实，为江南人民所亲见，也为反动派将军亲身所体验者。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战之名，实行争权夺利。不料权利未得，又迭受包围之危险，故我虽不与之争夺，最后也就销声匿迹，退到溧武路以南去了。然而我们抱定与敌后人民同生死共患难之决心，始终坚持敌后抗战，以粉碎敌寇占领敌后之迷梦。

二十八年（1939）春，敌寇增调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联队，分布于我活动地区，深入乡村，构筑据点，并将交通线之据点，与乡村据点构成梅花桩阵势，企图缩小我活动范围。在军事上则依靠梅花桩据点，采取分进合击，随时予我打击；在政治上采取各种欺骗宣传，破坏我军民关系，企图使我陷于孤立。然而我以高度灵活的游击战术，和运动战配合，进行反梅花桩的斗争。有名的九里战斗和延陵大捷，给予敌人以严重的打击。同时我以分散穿插游击战术，在梅花桩中来去，保持我之主动，并进一步深入敌之腹心，沿京沪路向西向东展开广泛游击战争：西至南京秣陵关、汤山、龙潭，东至上海浦东，并袭击虹桥飞机场，给予京沪之敌寇以直接威胁。所以斗争虽然尖锐，我茅山根据地相对被分割，然而由于我之游击战争向外围展开，整个京沪地带为我控制，因而，敌寇缩小我活动范围之企图又为我打破，而我之部队反而在斗争中日益坚强壮大。

国民党反动派既为恐日病所束缚，不敢在敌后坚持；相反地，对于本师在敌后的英勇斗争，不惟不予以援助，并从各方面加以破坏和限制。即如延陵战斗之后，我有两通讯员经过国民党镇江县政府即为其扣留缴枪，其中有一战士拒抗，竟为其捕捉活埋。当时一般人民睹此惨状，纷纷慰问该战士家属，其母亲常常诘问：“我儿打鬼子，怎么要遭活埋？真是死不心甘。”这股怨气，至今犹积压人民心中。又如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先生，对我坚持敌后抗战，颇表同情，国民党反动派竟暗中威胁其参加反共活动，否则，即以汉奸论罪。然而纪先生忠贞为国，并不畏国民党之压迫，见我孤处敌后以窳劣之武器对抗优势之敌，乃慨然将其公司之自卫武装，全部转送于我，而国民党政府未尝补发我一枪，诸如此种卑鄙手段，并未能达到他破坏我坚持敌后抗战之目的。另一面又从行政上予我限制：令我既无炮火亦无枪弹之部队，集中兵力，固守高淳，可是反动派拥兵十余万，藏之深山，不用于抗战，而令我深入敌后之部队撤回，为他把守大门，其用意之卑鄙可知。

国民党反动派从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以及任务上各方面来破坏和限制我们，终未能得逞，至二十九年春（1940）即公开撕破其假面具，调集三十一师、六十三师、挺进军，捣毁我后方医院，摧残我伤病人员，包围我指挥机关。当时我们抱定相忍为国之态度，一再退让，终于不免在茅山地区，我四团、六团遭受反动派进攻。当时我为自卫计，予以反击，将反动派军队全部击溃，始得掩护我指挥机关向敌后转移。国民党反动派之军事进攻阴谋，于此宣告破产。

敌寇乘着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进攻之际，一方面加强京沪线封锁，沿铁路装置电网，阻止我向路北转移，同时对我各个游击区进行不断的“扫荡”。当时我为保存抗战实力，不为敌寇和反动派所暗算，准备向苏北转移，与我管文蔚部汇合。可是反共头子韩德勤为配合江南反动派之进攻，即指使李长江、张星炳部万余之众于六月廿八日进攻郭村，企图将我孤悬郭村之管文蔚部消灭，使我在苏北失去依据，江南部队无法渡过长江，势必被迫在敌人之梅花桩据点包围中消灭，则他们——国民党反动派之“借刀杀人”的政策，又由此可以实现。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之阴谋，也即其如意算盘。

然而事与愿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进攻郭村之后，终于在我全体指战员奋勇抵抗和广大民众支持与援助下，经过七天七夜的血战，将反动派的进攻完全击溃。当时我陈军长由江南赶到，以自卫原则晓喻，不予溃退之敌追击，坚持团结抗战方针，乃与鲁苏皖总指挥李师广先生重言旧好，合作抗敌。不意盘踞黄桥之保安四旅何克谦，在韩德勤、李守维策动之下，又企图向我进攻，并不时截击与捕杀我交通人员，向我挑衅。同时何克谦统治下之黄桥，久已成为人间地狱。对外与敌寇“和平共居”，季家市之敌不到三十人，而黄桥拥兵数千，未闻对敌放过一枪。并暗中与敌勾结，压迫抗敌友军，如陈玉生部即遭其迭次进攻。以致军匪不分，绑票勒索，无所不为，人民生活，如入水火。我为人民请命，乃于七月廿九日进驻黄桥，使黄桥人民得以重见天日。

民国三十二年十月七日

（原载《滨海报》102期增刊，1943.10.10）

《东台县革命斗争史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