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创建的。它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即：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鄂豫陕边，至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与陕北、陕甘边红军会合为一段；1935年8月后红二十五军留的小部分红军与苏区各路游击师组成红七十四师，到1937年4月红七十四师离开鄂豫陕边为一段。前一段是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的，后一段是由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成立的中共鄂豫陕特委（即陕南特委）领导的，前后共两年零四个月时间。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以陕西省的商洛地区为中心区域，包括湖北省的郧西，河南省的卢氏、西峡、淅川，陕西省的洛南、商南、丹凤、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长安、宁陕、佛坪、洋县、旬阳等县的中心地带或边界地区。在中共鄂豫陕省委、鄂豫陕特委领导下，根据地内，先后建立了中共商洛、鄂陕、豫陕特委，宁佛周工委和镇安、五星县委，以及红岩寺区工委、山阳西区区委；建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镇安、五星两个县苏维埃政府，及十三个区、四十六个乡、三百一十四个村基层苏维埃政权；建立了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抗捐第一军，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及所辖六路游击师，豫陕游击师及其四个大队，苏区人口五十万。
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中共鄂豫陕省委领导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一）中共鄂豫皖省委实行战略转移，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
1934年6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制定了“围剿”鄂豫皖苏区的三个月计划，妄图在7、8、9三个月将鄂豫皖的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彻底肃清，以竟全功”。在敌军的残酷“驻剿”、“追剿”下，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被压缩分割为几个小块，人口锐减，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根据地军民的衣食极端困难。加之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鄂豫皖苏区出现了十分严重的政治、军事局面。1934年9月，程子华带着中央军委的指示到了鄂豫皖苏区。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实行战略转移的问题。会议根据中央2月指示信和6月、7月军事训令的原则及程子华传达的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决定“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二十五军暂离开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而斗争”。11月13日，红二十五军进行整编。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长为程子华，政委为吴焕先，副军长为徐海东，参谋长为戴季英，政治部主任为郑位三。11月16日，省委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发布了《出发宣言》，即率领红二十五军二千九百八十余人从河南省罗山县铁铺乡的何家冲出发，于信阳县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经青石桥、黄龙寺、月河店、金挢等地，进入桐柏山区。
进入桐柏山区后，经过实际考察，省委认为这一地区距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敌易运动兵力对我实行压迫，而我军的回旋地域则很狭小，加之敌军压境而来，我难以立足发展，遂果断决定挺进豫西伏牛山区，相机建立新的根据地，我军进入伏牛山区后，又发现这一地区“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建立新的根据地，省委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向豫陕边挺进。12月8日，红二十五军在豫陕交界的铁锁关（即洛南县境的箭杆岭）入陕，在洛南县的鸡头关击溃当地的民团，在三要司全歼守敌陕军一个营，9日，进至丹凤县的庾家河镇。10日，在庾家河打垮尾追的敌六十师，共毙伤敌八百余名。敌人遭受严重打击后龟缩回河南。我军亦伤亡二百余名，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三要司和庾家河战斗的胜利，最后粉碎了敌人妄图在“追剿”、“堵击”途中歼灭我军的罪恶计划。至此，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率领下，红二十五军以不足三千人的力量，冲破了20多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一千八百余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二）中共鄂豫皖省委改建为鄂豫陕省委。省委召开的几次重要会议。庾家河会议，即鄂豫皖省委第十八次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第三天，即1934年12月10日，在丹凤县庾家河镇“杨春荣”中药铺院内召开的。省委经过分析认为：“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因此，提交会议讨论的《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明确提出了“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的战斗口号。为了加强党对创建新苏区这一伟大斗争的领导，决定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决议草案》“要求中央将鄂豫陕边区各县党的组织划归省委指挥”，“准备三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动员当地的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创造鄂豫陕根据地。《决议草案》提出：“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为达此目的，《决议草案》要求，首先“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的任务”；“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党要每个党员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这次常委会议是创建鄂豫陕苏区的奠基会议。但因会议中间敌六十师尾追而至，省委成员均投入了战斗，未来得及讨论产生鄂豫陕省委成员的问题，新建的鄂豫陕省委仍由鄂豫皖省委成员行使其职权。为了贯彻执行这次会议精神，省委在会议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主要是：在庾家河会议的当天，省委编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的《什么是红军》的传单，申明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12月20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申明苏维埃政府的商业政策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缔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宣布没收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及一切反G命分子开设的商店，保证遵守苏维埃政府的法律、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地主）的商店继续营业，准许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的境内运输行走。1935年1月8日，红二十五军攻克镇安县城，9日省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号召群众组织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建立自卫的武装——抗捐军，分配土豪劣绅的田地给穷人种，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2月5日，省委以红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重颁了《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省委发布的这些传单、布告、告群众书，实际上就是鄂豫陕苏区政府的“施政纲领”，使省委庾家河常委会议的精神同广大人民群众见了面，对于宣传我党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对于宣传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对于动员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对于分化瓦解反动营垒的力量，都发生了巨大的作用。
虎坪会议，即省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是1935年2月19日，在湖北省郧西县庙川虎坪涝池大院召开的。会议总结了两个多月来的工作，通过了《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会议认为，自庾家河省委常委会议以来的两个月中间，虽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离着新苏区实际的造成，相差得如何的远”。因此会议再次提出：要大量的扩大红军，要建立地方武装，大大发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有计划地消灭反动武装，推翻当地的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要立刻解决土地问题，把地主豪绅的田地、粮食、物件分配给贫苦群众；要建立赤区，至少建立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要在赤区建立地方党的领导；要以阶级路线做基础，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利用可以利用的乡绅掩护我们党的秘密工作；要重视少数民族的工作，首先做好根据地内回族的群众工作。鉴于当时根据地的春荒严重，这次常委会议对于“春荒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会议指出，要广泛地发展抗捐分粮的斗争，教育群众认识春荒不是“天灾”，不是“命运”，而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结果，豪绅地主存在一天，灾荒只有厉害一天，提高群众在同反动派斗争中克服灾荒困难的勇气；要把春荒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的高度，把农民武装起来，向豪绅地主和国民党各级政府要饭吃要衣穿，捕杀收租逼债的地主豪绅，分配他们的粮食物件给灾民；建立公开的和秘密的灾民救济和抗捐群众组织，建立秘密的党、团组织，把武装行动和群众行动结合起来，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加强党对春荒斗争的具体指导；要注意武装保护春耕，发展根据地的物质生产，这样一来，就使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同解决群众当前的生活困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动员了人民群众，使根据地的苏维埃运动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华阳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我军取得了击溃陕军警二旅重大胜利之后，省委1935年3月10日于洋县华阳镇召开的。会议之前，省委对汉中汉水以北的秦岭山区进行了考察，认为这一带皆崇山峻岭，悬崖峭壁，人烟稀薄，粮食物质更困难，其物质和地形条件远不及商洛。豫西、鄂西区域，只适宜于少数部队开展游击战争。故这次省委会议进一步提出了“红军还是宜以商洛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来建立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指导思想。并且认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对于配合川陕、陕甘边，陕北苏区与红军的行动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发展的前途上，向东可以深入河南发展中部的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及豫鄂边苏区并与鄂豫老苏区取得联系，打通南北两个苏区。省委的这次会议，不仅进一步坚定了干部群众在鄂豫陕边创建根据地的信心，而且为后来在郧西、旬阳、山阳、镇安边，蓝田、柞水、镇安、山阳、商县边，洋县、佛坪边，洛南、商县、丹凤、商南、卢氏边等地，建立四块巩固的根据地打下了思想基础，葛牌镇会议，即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1935年4月中旬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的。会议总结了四个多月来的工作，肯定了成绩，指出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选举了省委成员，徐宝珊、吴焕先、戴季英、程子华、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才、田守尧等十人为省委委员；徐宝珊为书记，吴焕先为副书记。以后又增加郑位三、郭述申、陈先瑞为省委委员。这次会议对于健全省委领导，进一步坚定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的信心是有重要意义的。1935年5月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于龙驹寨（今丹凤县城），省委书记由吴焕先代理。莫家山会议，即省委执委会议。这次会议是1935年5月下旬在郧西县莫家山九棵树吴家大院召开的。会议根据敌之第二次“围剿”动向和中央苏区的反“围剿”经验，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布置了鄂陕、豫陕两个边区的工作，要求普遍深入土地革命，建立红军初步的后方机关，办流动训练班培训地方干部，优待红军家属，慰问红军等。会后，红军和地方均进行了认真地贯彻落实，为7月初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取得全歼陕军警一旅的重大胜利，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三）中共商洛、鄂陕、豫陕特委及其所领导的地方武装的建立。中共商洛特委的建立，1934年12月下旬，省委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军政治部少年宣传队队长程启文等四人，率领手枪团的二分队，到洛南、商县、丹凤边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和抗捐第一军。宋兴国任特委书记兼抗捐第一军政委，当地“红枪会”的首领刘实通、岳新明分任抗捐军的司令、副司令。1935年1月5日，抗捐第一军在洛南县景村东南深山处遭到敌军和当地反动民团的袭击，司令刘实通受重伤后被敌捕杀，副司令岳新明和特委委员张勤阵亡，部队遭到惨重损失。宋兴国后又牺牲，由程启文等带领原手枪团二分队在丹凤县孙家山坚持斗争，4月中旬，程启文等奉调回军部，中共商洛特委即撤销。中共鄂陕特委的建立。1934玍12月底，省委派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陈先瑞带该团七连到山阳、郧西、旬阳、镇安、柞水边开展地方工作。翌年2月上旬，中共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成立，郭述申任特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任游击总司令部司令，游击总司令部下辖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九共六路游击师，主要活动于郧西、旬阳、山阳、柞水、镇安、蓝田一带。郭述申调职后，特委书记先后由戴季英、郑位三继任。
中共豫陕特委的建立。1935年4月下旬，省委派郑位三、方升普带二二五团八连到豫陕边开展地方工作，并决定成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5月中旬，中共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正式成立，郑位三任特委书记，方升普任游击师师长，曾焜任政委。豫陕游击师下辖四个大队，主要活动于卢氏、洛南、商南、丹凤、商县边。郑位三调任鄂陕特委书记后，李隆贵任豫陕特委书记。同时，省委还成立了中共镇安、五星两个县委和中共红岩寺区工委、中共山阳西区区委，派出了乡党代表，组建了华阳、茅坪等游击队。党的特委、县委、区委和基层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地方武装，配合主力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慎重地在地方发展秘密党员，在游击师的一些大队建立了基层党支部，广泛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运动，镇压反革命分子，为创建和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四）中共鄂豫陕省委以红二十五军为主力，充分发挥游击师、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的作用，通过武装斗争开拓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于1934年12月入陕后，国民党反动派先后急调了三十几个团的兵力实行堵截和追剿，企图趁我立足未定将红军消灭于商洛地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创建革命根据地，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没有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进行的革命战争，就不可能有革命的根据地。中共鄂豫陕省委成立后，领导红二十五军和各路游击师、游击队、赤卫队、抗捐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时而集中兵力聚歼，时而分兵出击，纵横驰骋于鄂豫陕边的广大区域，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继三要司、庾家河战斗的胜利，于1935年1月8日攻克镇安县城，歼敌保安队一部，救出一批“抗捐犯”；1月31日，攻克柞水县城，查抄了敌县政府机关；2月1日，在柞水县蔡玉窑打垮陕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两个营，歼灭一个营；2月5日，在蓝田县葛牌镇之南的文公岭歼陕军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五个营；2月27日，攻克宁陕县城，歼守城的保安队，打土豪，分粮食，据城三日；3月4日，攻克佛坪县城，歼守敌保安团，没收敌县政府和土豪的粮食，分配给贫苦农民；3月10日，在洋县华阳镇歼陕军警二旅五个多营，毙伤二百余名，俘团长以下四百余名，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旅长张飞生负伤后装死夜逃；4月18日，攻克洛南县城，救出“抗捐犯”七十多名，处决一批土豪劣绅，没收反动豪绅开设的商店财物分配给贫苦群众，同时保护了正当的商业；6月初，在商县夜村、丹凤县商洛镇毙伤敌一一〇师、一二九师团长以下二百余名，缴获轻机枪四挺、步枪百余支；6月14日，攻占商南县富水关、青山街，俘敌四十四师营长以下一百七十余名；6月16日，袭占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歼敌一个多连，活捉敌四十四师军需处长，缴获大批军用物资；7月2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军警一旅，毙伤三百余名，俘旅长唐嗣桐以下—千四百余名，缴获轻机枪二十八挺、重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支。在此期间，还击溃、歼灭了一大批反动的民团武装，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三十几个团的多次“围剿”，先后打开了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五座县城及一些关口要溢及集镇，开拓出了东至河南卢氏、西峡、淅川边，南至湖北郧西和陕西旬阳边，西至陕西佛坪、洋县边，北至陕西长安、蓝田边的大块根据地。根据地内建起新的秩序，一派新的景象，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在1935年7月2日给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电报中承认，“已在东区（蔡川、庾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袁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砭一带）完全‘匪化’。并在以上两区派有得力人员将地方政治组织完成。最近除庾家河伪组织不及西区健全我军谍报人员尚可接近外，余均不能进入。”由于革命势力的发展、活跃，驻防在安康的敌庞炳勋部的军饷不能从柞水、镇安、旬阳一线解送到安康，不得不用飞机空投，结果“以飞行太高，落地后包破款即散乱满地，且机场滨临汉江尤虑堕落水中”；由蒋介石委派的敌安康专员魏席儒到西安后，庞炳勋打电报给陕西省政府主席，要魏“早来安康”，“为安计请由省电镇安以北各县驻军或团队护送至镇安，由镇安团队送至大坪镇敝军刘旅旅部，再由敝军分段接送至安康”。由此足见当时革命力量之发展与壮大的情况。
（来源：中共陕西省委党委研究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