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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

来源: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顾平  作者:刘培植  日期:2022-8-28 10:15:57  点击量:[]


西安事变前后争取东北军工作的回忆

作者:刘培植    


○刘培植亲历“西安事变”,并亲受周恩来等指派,作为红军代表和中央联络员做争取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兼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同志协助工作。

○毛泽东同志在讲课中讲了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

○刘翰东师是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仅不主动进攻我们,我们出入白区还给予方便。

○国民党蒋介石对东北军越来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消灭它,这一险恶目的部分地实现了。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我神圣的中华国土,东北三省沦陷。国民党蒋介石对外实行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疯狂“围剿”我工农红军,顽固地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一九三五年秋,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这时,高双城的二十二军、高桂滋的十七军、邓宝珊的新一军、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从北面来;马家军从西面来;阎锡山所属陈长捷的六十一军,王定国的十九军,孙楚的三十三军和赵承绶的骑兵军从东面来;西北军从西南面来,形成包围圈。当时的东北军是奉命参加围剿的主力军,在第一线直接参战的就有七个师,分两路进攻,气焰嚣张。我红十五军团声东击西,突然围攻甘泉守敌,调动延安的东北军出来增援,使援敌在劳山中我埋伏,一举全歼一一○师,击毙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俘敌三千七百多人,缴获大批武器。我军乘胜扩大战果,强攻甘泉境内的榆林桥,又消灭了一○七师的四个营,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个团是一○七师的主力,团长高福源曾当过张学良警卫营的营长。打了这两次胜仗后不久,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十五军团会师,联合作战,又在直罗镇和黑水寺消灭了东北军的一○九师,打死师长牛元峰,并击溃了一○六师。军事上的接连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巩固陕甘苏区奠定了基础,使东北军得到了应有的教训,逐步认识到“剿共”是没有出路的。

东北军虽然在政治上有过反动的历史,在鄂豫皖苏区“围剿”过红军,之后又尾追北上红军,充当蒋介石对陕北红军实行第三次“围剿”的急先锋。但是,东北军是“杂牌军”,深受歧视,同蒋介石的矛盾由来已久。更主要的是东北军的官兵多系东北人,“九一八”以后流亡关内,怀念故土,厌烦内战,要求抗日,因而有争取东北军和我们共同抗日的可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挫败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我们党决定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

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

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央专门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副主席亲兼主任,李克农、朱理治等同志协助工作。

周副主席对于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非常重视,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训练班,培训做东北军工作的干部。与此同时,把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所俘虏的东北军三个师的中下级军官一百二十余人,集中在瓦窑堡,成立“解放军官学习班”(即“白军军官连”)。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讲课。毛泽东同志在讲课中讲了党的优待俘虏的政策,指出:“拿着枪是敌人,放下枪就是朋友。”博古同志讲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和抗日的形势。邓颖超同志在讲课中,驳斥了国民党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谣言。彭德怀同志在讲课中,揭露了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革命卖国阴谋。学习期间让他们观看了红军和赤卫队的阅兵式。我们党不仅在政治上不歧视他们,在生活上也给予优待,在吃的穿的方面他们都比红军官兵要好。通过教育,俘虏军官的思想和政治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对我党我军有了较正确的认识。他们表示:再不能打共产党了,只有联合才是出路,并纷纷加入“抗日同盟会”,个别人还加入了共产党。组织上给他们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到东北军去。东北军骑兵六师十七团被我红军全歼,经教育后,将该团人马枪支全部送还给东北军。对此,蒋介石十分恐惧。被俘团长董道源回到西安后,蒋迫令张学良把董枪杀了。但这也消除不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周副主席、彭总还亲自找高福源(被俘后已成为我党党员)谈话,交给任务,派回东北军,向张学良、王以哲等重要将领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与此同时,周副主席又指示在党的活动分子中,挑选政治可靠、勇敢坚定的同志,以红军代表名义,秘密派往东北军的所属部队,做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当时中央和苏区地方党政军都十分重视争取东北军工作,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据我所知,苏区直接间接参加这一工作的有李克农、朱理治、欧阳钦、曹力如、肖劲光、朱瑞、白坚、聂洪钧、潘振武、肖向荣、周桓等领导同志。同时,白区党包括上海党组织、北方局、东工委都作了大量工作,刘澜波、刘鼎、宋黎、苗渤然、高崇民、孙达生、郭维城等同志,都为争取东北军作出了重要贡献。我当时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和省委白区工作部副部长兼红二十九军政治部工作,也被派去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

在争取东北军的过程中,周副主席总是不断地鼓励和指导我们,使我们在环境险恶,斗争复杂的情况下充满信心和勇气。一九三六年春,陕甘晋省委派我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除总书记洛甫同志接谈外,周副主席在军委办公室接见了我,张云逸同志也在座。当时军情紧急,敌人包围苏区,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占领我中央所在地——瓦窑堡。我们党为了争取东北军,准备有计划地让出一些地方(包括党中央所在地的瓦窑堡在内),让东北军来占领(后来占领瓦窑堡的不是东北军,而是被高双成的二十二军抢占去了),给东北军“立功”留面子的机会,使其好向蒋介石交差。这对于我们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是有利的。敌人已经逼近瓦窑堡,中央正准备撤离,周副主席的马也备好鞍,邓大姐在门口等着。周副主席仍然镇定自若,取出地图来挂在墙上,面对地图给我分析敌我形势,亲自给我部署了三项任务。第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洛河川撤退不算退却逃跑(因洛河川撤退曾引起省委内部分歧,有的同志认为是逃跑,向中央告状),但仍要坚持洛河川的游击战争。第二,省委内部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第三,要坚定不移地把二十万东北军争取过来,克服动摇思想,不要以为敌人一进攻,东北军就不可能争取过来了。当时,确实有人因敌军的不断进攻而动摇了争取东北军的信心。周副主席的指示给我们拨开疑云,坚定了信心。周副主席还就如何进一步争取东北军的问题,作了具体指示:要我们在苏区周围设立二十个办事处,动员苏区地方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积极主动地有计划地做工作。如:不失时机地组织火线喊话,与东北军交朋友、认老乡,建立感情。

我曾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在两军对峙的战场上,通过喊话,使局部地区的东北军部队停止了向我们的进攻。利用东北军的俘虏喊话,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周副主席派我去甘泉城内,做东北军一○七师刘翰东师长的工作,打通了关系,获得了成功。该师在榆林桥被红军消灭一个团另一个营,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军心涣散,不敢再轻举妄动。广大官兵响应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由下而上地推动上层人物转变思想,改变了对我的敌对态度。刘翰东师是东北军和红军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个师,不仅不主动进攻我们,我们出入白区还给予方便。我几次都从甘泉师部和哨兵阵地穿过,并经常使用他们的汽车送人和运送大批军用物资。

接着,我被派到鄜县东北军一二九师做周福成师长的工作。此人顽固不化,扣押我一个星期,没做出有效成果。紧接着,我又被派去洛川做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中将和一○五师(军的编制,后改为四十九军)师长刘多荃中将的工作。刘多荃代表王以哲在洛川县飞机场秘密接见我,答应了我们提出的三个条件:一是停止对红军进攻,万一进攻枪口朝天上放;二是万一蒋介石命令要进攻时,进攻前要先通消息;三是互派代表来往,建立联系,苏区被封锁,物资困难,设法替红军从西安购买补给一批军用物资。条件谈妥后,刘多荃当夜派特务连长用大卡车从洛川护送我回苏区。我立即向陕甘省委和周副主席作了汇报,因完成了任务他很高兴。我回到苏区后不久,王以哲、刘多荃信守诺言,在敌人封锁特严的情况下,从西安给我军买运了四十辆大卡车的军用物资,为我红军解决了全军冬装困难问题。我深深感到,周副主席对东北军兵运工作的指导既能统观全局,高瞻远瞩,掌握斗争大方向,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同时又能洞察入微,细致周到,令人惊叹不已!

兵运工作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众目睽睽,极其艰苦困难,甚至有牺牲的危险。我在五十一军做党的秘密工作时,公开的身份是该军一一○师六二九团的传令兵。因军官身份不便掩护,传令兵很自由,可以到处与党组织联系,并且安全。我随身挂着“小黄包”,党的文件也装在里边,坐火车不要票,过关口不受检查。有一次,我去开党的会,两天未回来,传达长得知后很愤怒,以不请假外出问罪,罚我下跪,当着官兵的面,狠狠打我五十军棍,打得我疼痛难忍,皮开肉绽。团长贾陶(党员)看到我遭毒打,又不便阻止,十分难过。事后,他含着眼泪对我说:“你受苦了,我无能,对不起你”。我安慰他说:“这不怨你,不要难过,挨打也是为了党的事业,为了革命”!公开场合贾陶是我的上级,背地里我是他的上级。

一九三六年春,周副主席派我去洛川进一步做王以哲军长、刘多荃师长和几个旅长的工作。临行前,我化装成军官,换上东北军军服,佩上“67A”臂章“107D”胸章,去到一○五师(张学良的卫队师)。我持周副主席的信到师部,一位副官长接见了我。我当时不熟悉国民党军队里下级见长官的礼节,见副官长没有立正,引起怀疑。他那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从头到脚打量我,并当即撕开信一看,大声吼叫说:“你是共匪代表。”我亮明身份。敌副官长暗中通知政训处主任密报蒋介石。这时王以哲、刘多荃不敢接见我。我被看押起来。先关在洛川城的一家布店里,后转移到飞机场附近,情况紧张,我下决心同他们作斗争。在扣压期间(二十一天),几个敌旅长威胁我,放肆地攻击苏联和我们党,我严词反驳。敌旅长高云鹏说:“你们共产党人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我说:“这是你们的老调!苏区的房子被烧,军民被杀,杀人放火的不正是你们吗?共产党人实行一夫一妻制,你们刮民党实行多妻制,蒋鼎文不就有九个小老婆吗?”他们的舌战失败了,进而以死相威胁:“枪毙你怕不怕?”我说:“来者不怕,怕者不来。来得光明正大,死了光荣。”他们无可奈何,只好秘密关押。这时也有秘密来看我,表示同情我党主张的人,如王甲昌。敌连长武文祥、排长唐玉峰、葛宜芳、丁毅等四人负责看守着我,防我逃跑和别人接近。三个排长朝夕看守,正是我做工作的好机会,我给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赢得了他们的同情。一天夜里,三个排长悄悄地要保护我逃跑,我谢绝说:“来得光明,去得正大,死了光荣,我不能逃走,我不能给红军丢脸。万一我在这里牺牲了,请你们给红军捎个信。”不料,这几句话使这三位排长大受感动,他们向我郑重地提出入党要求(以后经过培养考察,这三位排长经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了我们的党)。一天半夜三更,看守连长突然叫起我来,说是要请我吃饭。按照旧社会的习惯,杀人前吃一顿“禄粮”是断头的信号。我气愤地说:“要杀便杀,别来这一套,不要糟塌人民的粮食。”连长笑道:“你别介意,没别的意思,今夜师长要见你。”原来如此!师长总算知道我在这里。刘多荃师长来到飞机场看押我的地方,一见面就歉然道:“刘老弟,对不起你……。”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我被扣,不是王以哲和刘多荃的本意,因为副官长被国民党收买了,他通知政训处主任,并密告蒋介石。蒋下令枪毙我。张学良知道后,一面对上级说已把我枪毙了,一面暗中营救,给王以哲、刘多荃打电报说:“最好秘密放回去,否则因小失大。”我当夜脱离虎口,到甘泉见到了敌一○七师师长刘翰东,他很友好地对我说:“你在洛川遇难,消息不好打听,现在回来了就放心了,我好向红军交代。”

深入作东北军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夏秋间,正当我东征红军胜利回师,西进甘、宁,准备迎接红二、四方面军会合之计,卖国贼蒋介石飞抵西安,下了消灭我军的反动命令,并要把东北军全部从陕北苏区南撤,开往甘、宁省境以南,阻拦我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合。由于形势的变化,周副主席指令我随东北军六十七军和一○五师南下,然后再去红一方面军彭德怀同志身边工作,当中央的联络员。

我刚出苏区,在甘泉县的城门附近,碰上叛徒李金堂。李表面上应付我,然后狗一样尾随着我,一同进城时,叛徒给城门口的卫兵使了个眼色,通风报信去了。进城后,找不到躲藏的地方,我就藏在一位老妈妈家的磨盘后面,销毁了我带的党内文件。入夜,全城戒严。半夜,敌营长武敬三带许多敌兵破门而入,当即把我捆绑,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一○五师情报队的。敌人不信,咬定我是“共匪”。我要求打电话给刘师长,问一问有没有我这个人,敌人撒谎说:“电话线断了”。我说:“电话线断了,我的命也断了,随你们的便吧!”随后搜身,搜出我在日记本上写的两句骂蒋介石的话:“要抗日必须反蒋,不反蒋抗日不能胜利。”敌人审问,我坚持不招认真情,说这是我去苏区侦察时用的护身符,万一抓住了好脱身。敌人不信,因为叛徒李金堂在身边,我的身份暴露了。敌人把我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以死来威胁。一直关了十几天也未从我嘴里掏出什么口供。

一天,敌旅长高鹏云出现了。他和三旅从延安开拔路过甘泉县来见我,此人与我打过交道。一见面就开玩笑说:“小共匪又来了!你什么任务?”我说:“东北军、西北军、红军要实现西北大联合,一起抗日,望你认清形势。”高鹏云摇摇头,将信将疑,不表什么态,最后说:“刘老弟,给你一匹马,一同行军到洛川县军部再向甘、宁进军!”我飞马去洛川见王以哲军长和刘多荃师长。但王军长当时有些屈服于蒋介石的压力,以为红军真的不行了,可能被“一网打尽”,所以态度动摇,对建立统一战线信心不足。对此,我给他做工作,要他们相信红军是有力量的,不可战胜的,要坚定西北大联合的信心,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尽管王以哲动摇不定,但对红军仍持友好态度。他和刘多荃认为有人已知道我是红军,和他们一起行军不便,目标太大,先派车送我去西安他们的办事处,等他们到平凉驻防后再电告我去。

在西安,我住在西安市南广济街门牌45号一○五师的印刷所。这时,我常和所里的印刷工人接触谈心,宣传抗日。印刷所负责人是个军需官,叫颜广汉。他发觉我常和工人接触,对我很反感,于是,我转移到远东大旅社住,因为找不到组织关系,又没钱,两天多没吃一顿饭,幸好在西安街头巧遇朱理治同志。我们秘密地去珍珠泉洗澡吃饭,朱理治把他身上仅有的三块钱给了我,我用它度日,每天只吃一块“锅盔”。好不容易才盼到刘多荃来电报,要我去平凉他们的军、师部,并安排我坐政训处的车。车过彬州,突然车翻人伤,许多人倒在地上昏迷不醒。我趁此机会从地上拾到一枚政训员的证章,以备不时之需。

到平凉后,我住在恒顺成大布店,见到了刘多荃,向他宣传西北大联合的趋势,劝他识时务。第二天,我去七团团部见王甲昌,此人原是一○五师的一个营长,我在洛川被捕时他来看过我,表示进步。在西安时朱理治同志说王甲昌表现不错,可以入党,因此我去找他,作他的工作。见面时,王开始还应付我,桌上摆着鲜桃要我吃。我试探性地和他谈话:“王团长,祝贺你高升了!我在洛川被扣押时感谢你的同情关切。”不料我的话引起他的恐慌,马上翻脸,严声厉色地说:“刘先生,你来干什么?你来对我的地位有影响。”我也马上改变态度:“我来看看你,没有别的意思,又不抢你团长的饭碗。”王甲昌翻脸嚷道:“你是共匪!”我镇定而严厉地回敬他说:“现在红军三个方面军几十万人要大会合,东北军和我们关系很好,你不要破坏团结。”他继续狂叫。我说:“别吓唬人。”王甲昌想拿我请功,叫来两个政训员和一个排长带两个士兵将我捆绑,进行搜身,搜出政训处的证章。政训员厉害起来:“你不是政训处的人,证章是从那里来的?你偷证章,要搞什么鬼?”王甲昌立即要把我解往政训处。从平凉东关一直走到西关,约五里路,我以为要暗杀我,心里着急,因为周副主席要我去彭总身边工作,现在还未见到彭总怎么就可以这样牺牲呢!于是,急中生智,我站住不走,对押送的人说:“我是一○五师情报队的,要去师部。”他不让,我说恒顺成大布店就是我们的机关,他信以为真。进大布店后,由情报班的负责人高某证明说:“刘先生是我们师长的朋友,你们要干什么?”骂了押送的人。押送的人莫名其妙,只好把我放了。后来,刘多荃责怪我说:“刘老弟,你怎么随便去活动我们的人呢?”我否认说:“我在洛川被扣押时他来看过我,今天在路上巧遇,一见面就把我扣起来。”刘多荃还打电话骂了王甲昌……。

红一方面军的司令部设在豫旺、固原两县交界处七营子对面的一个土围子里。彭总住在一个窑洞里,土炕上放着门板,这就是彭总睡觉的地方。我来到彭总身边,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亲亲热热。彭总说:“小刘,你就住在我这里!”他亲自为我搭床,让我读中央文件,传达中央如何争取和联络东北军的指示,分配我在政治部工作。我在彭总和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的直接领导下,除继续做王以哲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工作外,还去做敌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骑六师师长白凤翔的工作,并和这些部队中的一些党员同志周泽民、王敏球、丁毅等取得联系。

奉彭总指示,我曾去平凉市约请王以哲、刘多荃与固原县骑兵军部的何柱国,同车到豫旺县七营子唐君尧二旅旅部,商量停战事宜。因为马鸿逵的白团两个步兵营被我军团团围困在豫旺堡,马家骑兵也遭到我红军的不断打击,损兵折将。马家兄弟跪在蒋介石面前哭诉,恳求营救解围。蒋介石令东北军(刘多荃指挥)解救,借以考验东北军的行动。当然,东北军感到左右为难,解救么,要与红军打仗,心里不愿意,也打不赢,要损兵折将;不解救么,又不好向蒋介石交代。抓住这个矛盾心理,我对刘多荃和唐君尧说:“白团我们围住了,但不准备打,马家军我们也要争取,我们围而不打,你们也打不进去。为了给你们留面子,好交差,我们准备让开一条路,你们去把白团接走。”举棋不定的东北军当然高兴,双方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打假仗的君子协定。刘任指挥,我作为红军督战代表在围子上面观战。打仗那天,刘澜波同志也从西安赶来观战。一切都事先安排好了,东北军官兵从上到下都知道是打假仗。我方主动让开去豫旺堡的大路,放敌人出来,让东北军把白团接走。我看见敌炮向右前方彭总住的寨子上射击,立即要刘多荃制止。刘命令转移目标向正前方射击,避实就虚,后来炮弹都落在空地上,当时,还有敌机五架向空地上猛烈扫射。白团走了以后,我们在大路两旁贴标语,送开水,唱歌演戏,夹道欢迎东北军,对东北军表示友好,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和争取工作。事后,西安国民党报瞎吹他们的“战功”,说是消灭了“共匪”多少人,胜利突围,真令人好笑。

一九三六年冬,西安事变前夕,蒋介石坐镇西安,调兵遣将,分五路向我进攻,妄图把红军“一网打尽”。打头的是东北军。我红军总部未及撤退被敌包围,彭总急令我设法阻止敌军前进。我衣服也来不及换就出发了。跑不多远碰上敌人的尖兵,将我抓住,说我是红军探子,乱打耳光。我说不是探子,是一○五师情报队的。敌人说:“你不是红军的探子,为什么穿红军服?”我说:“红军服是我的护身符,我不穿红军服怎么到红军那边去探听情报?我刚从苏区刺探军情回来,红军满山遍野都设下了埋伏,赶快往后转,不要冒进”。敌人多次中过红军的埋伏,信以为真,不敢再前进一步。于是停滞了两个多小时,我红军总部得以安全转移。

以后,我回到平凉,住在一○五师。一天,张学良来电报让刘多荃和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急赴西安,我预料要出什么事情。果然,当天晚上,东北军、西北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把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抓起来了。消息传到平凉,军民奔走相告,开庆祝大会。事变的第二天我就赶到西安。但是,匆忙而至,一时找不到组织,饿了好几天肚子,最后只好去到刘多荃的公馆。刘告诉我说,周副主席来西安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多想见到周副主席啊!刘陪我到金家巷张学良公馆,由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带我见了周副主席。当周副主席知道我在饿饭时,便亲切地慰问我,并指示我参加西安东工委工作。临分手时,他对我说:“没时间细谈,留下地址,晚上有人找你!”当晚,我在远东大旅社静候。十点以后,周副主席派罗瑞卿同志给我送来三十元生活费,并给我介绍组织关系,要我移住西板坊门牌15号黄显声副军长的公馆,同东望小学一位女教师以姐弟关系住机关。我当时的任务是分管总部通讯大队、辎重大队、兵工团、总部电台、军官差遣队等直属单位以及一一五师、一○五师、抗日先锋队、骑二军、六十七军等单位中党的工作。以后,周副主席和朱理治、刘澜波同志还来看我,并在我住的地方开会。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每当我回忆这一段不寻常的斗争生活,周副主席对我关怀备至的情景历历在目,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随东北军东调

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当时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大联合,形势很好。但是,蒋介石被释放后,将伴送他回去的张学良将军囚禁起来,并对西北的三位一体采取了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双管齐下的方针。汉奸、托派乘机挑拨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关系,造谣说红军出卖了东北军。东北军内部,以孙铭久、应德田为首的一批少壮派中下级军官,认为当时代理张学良负责领导东北军的中将军长王以哲等人怀有异心,不积极设法营救张学良而将他们杀死,造成东北军内部的分裂。这时,守潼关的西北军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投向国民党中央军,引中央军开进潼关,入驻西安。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一片混乱。中央军从东门进,我乘马占山将军的汽车从西门出,随总部撤到彬州一带,在党的东北军工委领导下加紧进行工作,应付突然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间,东北军东调河南、安徽、江苏等地,蒋介石对东北军进行限制、歧视、虐待,企图借日本侵略者的屠刀来消灭东北军。三位一体被拆散,西北大联合遭到破坏。形势骤然变坏,对我极为不利。

东北军东调后,我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又不得不从公开转入秘密。过去设立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撤销了,重新以军为单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独立作战。工作重点是进行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团结友军,抗战到底的教育,改造旧军队,壮大抗战力量。这是西安事变后新形势下的新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间,我和欧阳钦同志到三源县云阳镇红军办事处,向叶剑英同志汇报请示陕西省委和东北军工作,我把地方党(宜君县委)和东北军党的组织关系交给了剑英同志。他指示我暂时离开红军部队,随东北军东调去安徽、河南、江苏、山东,参加由抗日先锋队改编的一一○师和五十一军党的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还有伍石甫、贾陶、解方、王西萍、汪洋、张岗、王再天、徐瑞林等同志。我们遵照组织的指示,积极创造条件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这项工作从一九三六年就开始了,如五十一军上自军、师、旅、团,下至营、连,逐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系统。当时,国民党、蒋介石限制我党活动甚严,特别是一九三八年国民党五中全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实施后,我们开展工作更为困难。在蒙城时,国民党特务瓦解由抗日先锋队改编的一一○师,拉走了一个连投向国民党。敌人猖狂,许多人在政治上动摇不定,我们发展党员就很不容易,唯恐找错了对象而暴露党的组织。我们派进去的党员同志一般都是当兵的,或者职务很低。当兵的发展当官的,下级发展上级,就更困难。为选准发展对象,我们细心地与发展对象接触,注意观察、分析他平时的言论是否有进步性,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立场是否正确,是否倾向共产党。经过反复观察,确定好对象,再经组织批准,才去“捅窗户纸”。有一次,我们七、八个党员在麦地开党委会,被连长刘明显发现了,我们来不及躲避,虽然表面镇定若常,但心里有些紧张。我们当机立断,决定要末把他突击成党员,要末枪毙了他。他走到我们面前,神色自然,问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说:“不干什么,天热,出来乘凉、散散步。”他笑笑说:“你们是共产党开会。”从他的话音里听得出来对我们不怀恶意,便没有对他采取武力手段,只是意味深长地对他说:“我们很了解你,你原来是抗日先锋队的,很有爱国思想。”说罢便让他走了。事后,我们注意看他的动态,看他是否向上级告密。经我们调查,他没有告密,这说明他是同情和支持共产党的,后来经过教育培养,他被接纳为党员。

在发展问题上,我们的方针是绝对隐蔽,长期埋伏,提倡党员积极争取掌握兵权。党员和组织采取单线联系,党员间、组织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尽管发展工作很艰难,但由于我党在全国人民中和广大官兵中的威信很高,我们做秘密工作的同志在平时和战时又能起模范作用,使一些发展对象愿意暗中主动靠近我们,往往一拍即合。一一三师六七七团文书周怒涛同志职务并不高,他经常与团长王协一接近,以进步的思想诱导和影响自己的上司,结果王协一成了党员。之后,王协一和另一位同志又把一一三师三十四旅旅长张炳南发展成党员。除高级将领之外,还有一批营长、连长、排长都是相互发展或由战士发展成党员的。东北军的五个军都分别建立了党的领导机构和组织,三个军即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四十九军建立了工委。党派了一批得力干部在各军搞建党工作。我在五十一军任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书记是王西萍。五十七军党的工作由谷牧、伍志刚、王振乾、郭维城、赵志刚同志负责。在六十七军负责的是郑里坚同志。在四十九军负责的是邹鲁风、杨西光、赵天野同志。在五十三军工作的是吕正操同志。在骑兵二军工作的是周北峰同志。由于全体同志的艰苦努力,在东北军中发展党员约近千人,其中五十一军发展的党员人数最多(数百名)。当年,五十一军中建立了秘密的组织系统:军一级成立了工委,师一级成立了特委,团一级成立总支,各营成立特支,各连成立支部。担任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伍志刚、张岗、汪洋、李震、范离、曲径、王学明、项鄂、李亚光、阎振兴、孙毅、张和如、张炳南、王协一、韩林英、张玉璞、张彬、张紧、刘放、林千、杨国治、赵久春、李长汉、王琳英、苑金勋、方树栋、于维哲、杨在田、苏恩启、丛芝发、丛树人、张鄂、任永安、毛真、张树华等同志。敌人监视严密,我们的地下工作小心翼翼。在五十七军工作的伍石甫同志以文书身份掩护自己,我是传令兵。我们经常接触,通过各种暗号在传达室、厕所、饭馆、麦地里接头,有时在野地里和海岛(青岛的薛家岛)上开会。

一九三七年十月,工委的几位同志(王西萍、王学明、敖北风、伍石甫等)在济南的一家旅馆被捕。我当时在青岛法海寺五十一军一一四师三四二旅旅部掩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通知各级党组织隐蔽转移,互相调动,改名换姓,准备口供,进行保卫党的教育。我把党员名单改写成新文字埋在法海寺和尚庙附近,脱下军装,换上平时准备好的一套便衣(长袍、礼帽、皮鞋),去军部掩护,不幸在高密县车站被军警督察处抓住。敌人搜遍我的全身,把鞋底都撕开了。先是没有搜出什么把柄,后来从我的衣角里搜出一个我党中央迎接对日抗战的指示,当即遭到毒打拷问。后来是二四二旅旅长李币林(东北抗日将军李杜的弟弟)出面,说了好话,才放了我。但是总的说来,由于我们有群众基础,由于东北军官兵同情我们,耳目灵通,因而能化险为夷。五十一军的参谋长解方同志和王再天同志被叛徒告密,国民党要抓他们,军长于学忠知道后,立即告诉他们撤退。一一四师营长于维哲更是热心为我党工作,多次主动为我军送情报,并自己花钱买了十四间半房子,专门给我地下党开会。一九三九年春,我回到延安,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部长陈云同志和我长时间谈话,为我们总结这段工作时,肯定过这个成绩。

二是争取东北军积极抗日,坚持抗战。东北军东调以后不到半年抗战就开始了。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国民党节节败退,韩复榘不抵抗就丢掉了全山东,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党争取东北军的工作,就是要把这支军队变成抗日的军队,使之在思想上愿意抗日,在行动上英勇作战,抗战到底。为此,我们利用合法的形式,在广大官兵中散发宣传品和进步书刊,进行抗战爱国的政治宣传。由吴琨、刘放、黄玉齐等同志负责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在连、营、团、旅成立抗战室、救亡室和俱乐部。这些政治宣传活动,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官兵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们的抗战决心。表现最为活跃的是一一○师,这支队伍是抗日先锋总队改编的新军。师长张政坊同情共产党,参谋长赵龙韬很进步,六二八团和六二九团的团长都是党员。这支队伍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官兵团结一致大唱救亡歌曲,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对淮河两岸人民很有影响。国民党蒋介石说这支军队“赤化”了,不给发饷。这也难不了他们,他们就自己打土豪,借钱借粮进行抗日。蒋介石恨之入骨,把这个师解散,分编到五十一军其他各师。蒋介石弄巧成拙,反倒把爱国抗日的种子撒遍全军,更有利于我们在全军开展争取工作。

东北军中有个学兵队,共二百余人。他们是“一二九”运动后,平津地区南下请愿的流亡学生,多系进步爱国的青年。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的大部分成员被发展成共产党员。他们随东北军东调,被分配到各军、师、旅、团、营和连里,由于他们有文化,能说会写,在改造东北军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为了对付政训处的特务,我们派一些同志分别打进去,掌握敌人的活动,使其阴谋破产。张树华同志(五十一军工委的秘密交通)打进政训处后,做了很多工作。他多才多艺,弹拉吹唱样样都会,又善于接近群众。他利用自己公开的身份与合法的手段,在敌人内部也组织了抗战室,进行政治宣传,并随时送回情报。军中担任一定职务的地下党员则利用职务之便,提出各种积极的建议或方案,影响军中的当权者,使之作出有利于革命的决定。

东北军在淮河大战、保卫武汉的大别山战斗、台儿庄会战中获胜后,向苏鲁敌后挺进。历次战斗中,我们的党员同志都表现得很勇敢。一九三八年四月,徐州大突围时,国民党指挥无能,部队溃不成军,秩序一片混乱,国民党军官扔下部队不管,自己化装穿便衣跑了。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我们的地下党员挺身而出,一一四师的副旅长贾陶同志、一一三师的旅长张炳南同志出来收容残部约万人,然后集中到河南整训,准备了向敌后挺进的力量。我们在大别山召开了军工委扩大会议,决定向苏鲁敌后挺进,到山东和一一五师会合。我们的党员英勇抗战,以身作则,深得东北军广大官兵的信任。在党的影响下,一般说来东北军的抗战是英勇的,不少官兵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向苏鲁敌后挺进时,由我党力量强的一个营掩护全军挺进。日本鬼子两个旅团包围了我们的驻地——大店镇,房子被打平了。日本鬼子密集成环形冲杀过来,该营营长、共产党员张玉璞面对强敌,英勇战斗,直至壮烈牺牲。在这次战斗中,我负重伤,突围而出,和起义部队取得了联系。

国民党蒋介石对东北军越来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消灭它,这一险恶目的部分地实现了。一九三七年冬天,六十七军(西安事变时和红军关系最好的一个军)在上海抗战失利。蒋介石借机要搞垮这个军,不补给、不增援。该军由于战场上损失惨重,剩余部队过江时不幸全军覆没。四十九军被东调西调,在江西会编缩编后也被吞灭了。在国民党顽固地推行消灭东北军的反动方针和我党正确政策的影响下,五十七军的一一一师于一九四三年八月三日起义。师长常恩多把他的部队交给八路军,成立了我山东滨海军区(解放战争初期改为一纵队)。五十三军的一部分人,在吕正操等同志的领导下,后来成立了冀中军区,坚持了平原抗战。

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我们党还派出一些同志去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其他友军和地方武装,壮大抗日队伍。例如,范离同志去西北军二十六路军开辟工作;张何如同志去微山湖开辟根据地;伍志刚、王再天、邹鲁风等同志去高密县争取地方武装头子蔡晋原;我在东北军掩护下建立了宜君县委,并劫狱救出县苏维埃主席,我曾九次被捕被扣,虎口余生,险些丧命。

一九三九年,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央决定凡是在友军中的党组织撤出,不再发展。这时,我已回到延安,在各友军中做工作的同志,潘纪文、韩立中、陈友三、邹大鹏、栗又文、李士原、谢仁杰等同志也陆续回到延安。回延安后通过总结工作,我们与总参谋部会编写出《中国军队概况》、《友军与友军工作》、《兵要地理》,还编写出国民党一百○二个军和二百四十个师的系统材料,供中央和军委对敌斗争参考。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党为争取东北军进行了极其艰苦的工作。争取东北军的成功,对于推动全民族一致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具有很大的作用,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战线策略的伟大胜利,也是我党兵运工作史上光辉的一页。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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