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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简史(十六)

来源:编辑:顾 平  作者: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日期:2022-6-15 16:32:41  点击量:[]

新四军简史(十六)

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陶勇(1912年1月21日—1967年1月21日

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

苏皖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一师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副司令员,

中共华东党校大队长,

苏浙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三)进行反“清乡”斗争,

粉碎日军的伪化阴谋

    侵华日军采用各种“扫荡”办法,都未能有效驱歼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更无法推毁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占领区只能控制大中城市(点)和交通干道(线)。为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日军根据1941年1月制订的《中国派遣军长期作战政治策略指导方针概要》,在华中敌后策划了所谓“清乡”新阴谋,并由日军和汪伪政府全力加以推行。汪伪政府安想以此作为“和平反共建国的实验场所”,扩充伪政权的势力,故将“清乡”定为“国策”。日军则企图通过军事“清剩”、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综合手段,从军事上、政治上“彻底整顿占领区的治安状况”,由点、线的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经济上“彻底开发并获取国防资源”,以支持南进,并“清除”共产党、新四军在长江下游的抗日力量。因此,华中敌后军民与日伪军之间持续进行的“清乡”与反“清乡”斗争,是华中敌后战场所特有的斗争形式。

    华中敌后地域辽阔,日伪由于兵力不足,“清乡”只能分期逐次进行,苏南沿江地带被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

    苏南地区的反“清乡”斗争。苏南抗日根据地处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对日伪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和京沪铁路等威胁甚大。侵华日军第l3军从1941年2月起,就着手研究“清乡”计划。3月,日军把“清乡指挥所”移到苏州。汪伪政府也于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汪精卫自任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副之,警政部长李士群任秘书长。4至5月间,“清乡委员会”多次开会进行策划。5月,在苏州设立了“清乡办事处”,进行具体准备:从上海特工总部选拔特务,在“清乡”地区内外组织情报网;招募和训练了3000名伪警官;又训练了各级伪行政人员、保甲组织指导员、管理封锁的基干人员等约2000人;与此同时,日军调集了10个大队和伪军的4个师两个旅及部分警察部队,共约1.5万余人,并筹集了大量封锁器材,妄图一举摧毁新四军苏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7月1日,日伪开始对新四军第6师第18旅活动的苏(州)常(熟)太(仓)地区实施“清乡”。其基本手段是:第一,先以突然袭击方式,实施大范围的包围,重兵多路向该地区分进合击,并反复进行梳篦式的清剿与搜索;接着,在“清乡”地区周围建立“隔绝带”,即用挖水沟、筑地障、设置竹篱、木栅、电网等办法,实施封锁隔绝。并在重要地点筑碉堡,在公路、河流的重要出口设立检查站,给新四军转移和联络造成极大困难。第二,不仅集中优势兵力搜寻围歼新四军主力,还配备大量政治、经济和特工人员,进行伪化宣传,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利用流氓、帮会、共产党的叛变分子,破坏根据地的政治组织和群众基础。第三、一改以往“扫荡”时打了就走的做法,在“清乡”区内大量增设据点,常驻“搜剿”。针对敌人的活动,第18旅以主力在外线发动攻势,摧毁日伪据点,直逼无锡、苏州、江阴近郊;第16旅在茅山地区的金坛、丹阳、武进等地一度攻克延陵、九里等据点30余处,但未能调动“清乡”区内的日伪兵力。留在内线坚持的部队和党政机关,奋力打击日伪,但由于力量悬殊,新四军活动范围日益缩小。8月13日、14日、24日,陈毅、刘少奇连续电示第6师:第18旅应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之分区“清乡”。第18旅主力于8月下旬转移至澄西地区。由于形势继续恶化,第6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关于苏南地区斗争方针与策略指示精神,贯彻“以游击坚持为主”的基本方针、要求部队活应新的斗争环境,改变工作布置。第l8旅除留少量人员配合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外,主力奉军部命令于10月北渡长江,转移至江都、高邮、宝应地区,这次反“清乡”斗争,第l8旅和苏常太人民尽管遭受较大损失,但部队主力和党的组织基本保存了,转移后又开辟了新区。同时,以血的代价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经验。

    1941年9月,日伪把“清乡”扩展到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9月下旬,第6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的历次指示精神,确定了游击坚持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基本对策。主要是:一、树立长期纠缠的方针和必胜的信念;建立秘密党组织,开展地下工作;加强情报交通。二、以分区转移对付敌之分区“清乡”,保存有生力量;以短枪队对付敌人的特工,开展群众性的锄奸运动,严惩间谍、叛徒;主力地方化,地方干部群众化;普遍组织民兵,发动群众开展反封锁斗争。三、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大胆提拔使用地方领袖人物,彻底粉碎敌人破坏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阴谋。四、加强对伪军工作,发布《汉奸自首条例》,开展政治攻势和秘密联络。五、增派人员进入苏常太地区进行恢复工作。由于准备充分,措施正确,大大减弱了日伪“清乡”的凶焰,基本上达到了掩护主力和党、政、群干部大多数和坚持阵地、积蓄力量的目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华派遣军总部命令第13军加紧“清乡”。要求在1942年内将第一、二期“清乡”的地区,变成汪伪政府“独立统治的模范地区”,使日军可以“逐步撤走”。1942年日伪计划“清乡”的地区,基本上仍在苏南。l月至6月,日伪军对澄、锡、武(进)和昆山部分地区进行了第三期“清乡”;6月、汪伪召开“清乡”工作会议,决定将“清乡”扩展到浙江省和上海市郊。下半年日伪先后在青浦、吴江、平湖、海盐、金山、南汇、奉贤等县进行“清乡”。

    在1942年1月至3月的中共中央华中局扩大会议期间,刘少奇、陈毅等多次对苏南的反“清乡”斗争进行分析总结,对华中各地行将进行的反“清乡”斗争作了部署。陈毅指出:“我们反‘清乡’运动,首重政治动员,组成各阶层一致反对敌伪“清乡的统一战线”,“游击战术与秘密斗争的综合运用,是反‘清乡’斗争留原地坚持的主要办法”

    中共苏皖区委和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根据会议精神确定苏南1942年反“清乡”的基本任务是:坚持阵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夺取胜利。为了加强反“清乡”斗争的基础,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在民兵中建立游击小组;加强对日伪军的工作和对两面派政权的工作。同时在东路地区陆续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领导恢复工作。由干苏南军民的积极斗争,日伪“清乡”一年多,不但未能肃清抗日力量,反而更陷于被动。

    1942年12月,日伪决定进一步全面扩展“清乡”,并以苏南的镇江地区和苏中的南通地区为重点。从1943年3月开始,集中1万余人,在镇江地区的丹(阳)北、茅山、太(湖)滆(湖)等地进行“清乡”。中共苏皖区委和第16旅一面继续坚持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各种斗争形式,一面逐步加强武装斗争。丹北地区开展了游击、宣传、破坏和锄奸四大群众运动。茅山地区提出了“反封锁、反特工、反投降妥协”的口号。便衣短枪队和民兵游击队四处积极活动。群众性的反封锁、破竹篱行动此起彼伏,仅茅山地区半年之内就有51次。与此同时,第16旅主力在丹阳、金坛等地积极作战,从5月初至7月底,先后取得了西、包巷、延陵、丁庄等战斗的胜利,攻克敌据点10余处,接着又在丹北打下前艾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乱了日伪的“清乡”计划。抗日力量在广大农村仍占优势。如太滆地区进“清乡”的50多个乡,新四军可控制30多个;丹北地区“清乡”区共有210多个乡,抗日民主政权仍能控制172个,占80%以上。

    苏中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清乡委员会”根据1942年12月拟定的扩展“清乡”计划,选定与上海隔江相对、临江濒海、易于分割封锁而又盛产棉粮鱼盐的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即新四军苏中军区第4军分区,作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实验区”。日军第60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任苏北“清乡”地区最高指挥官,从苏南调来所谓有“清乡”经验的日伪军和大批特工、行政人员,共达1.5万余人。1943年4月,小林信男和李士群签订《苏北第一期地区“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后,苏中地区的“清乡”即行开场。

    苏中军民吸取苏南反“清乡”的经验,从1942年冬开始,在思想,组织等方面进行了反“清乡”的准备。1943年初,又抓了以下工作:一、深入进行反“清乡”斗争的政治动员,把反“清乡”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二、从苏中地区的具体情况出发,确定了就地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的斗争方针。三、积极进行军事准备。主力部队大部配置在“清乡”区外围,以策应作战;组织政治保卫队或锄奸队,有重点地分散在“清乡”区内打击日伪特工人员;从县团抽出兵力充实区队,使区队能担负独立作战,坚持原地斗争的任务;整顿和训练民兵、自卫队,各区、乡都配置了以武装民兵为骨干的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发动群众大规模地改造地形,创造不利于日伪军而便于游击队坚持的战场条件。四、针对新的斗争形势,作好组织上的周密部署,调整了行政区划,将预定的反“清乡”地区,划为海启、南通两个县。3月中旬,新四军军部专就第4军分区的反“清乡”发了指示。苏中区党委书记、第1师师长粟裕到第4军分区具体指导反“清乡”斗争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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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1910年2月2日—2000年2月10日)

1940年10月任新四军苏北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

1941年任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

1942年8月任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第四地委书记、

第四军分区政委

    日伪“清乡”的第一个步骤是“军事清乡”。1943年4月11日起,日伪军开始进犯第4军分区的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地区,以绝对优势兵力,多路同时向根据地中心区穿插,进行梳篦、拉网式的反复“扫荡”,企图围歼新四军。4月下旬起,日伪沿“清乡”地区边缘构筑封锁篱笆,实行武装封锁。在封锁区内大量增筑据点,四出搜索,常于夜间突然包围村镇。根据日伪“军事清乡”的特点,新四军主力大部适时转移至“清乡”区外,使日伪屡屡扑空。然后以相机突击的办法在外线打击日伪,策应“清乡”区内军民的斗争。在内线坚持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依靠群众掩护,在敌军空隙中灵活穿插,攻击其碉堡或薄弱据点。短枪队和锄奸组、狙击队潜入敌占区和据点,袭击“清乡”机关,捕杀特工和汉奸坐探。仅4至5月,第4军分区就镇压特工、汉奸、坐探247名,使日伪“清乡”人员胆颤心惊。对日伪的封锁,采取军民结合的办法,放火烧毁封锁器材,组织民工怠工、窝工,拖延修筑封锁篱笆的时日;在封锁篱笆修成以后,则开展群众性破击活动。4至5月,第4军分区有10万多人次参加了100余起破击活动。尤其是7月1日,在第1师第3旅旅长兼第4军分区司令员陶勇和政治委员姬鹏飞的统一指挥下,各级武装分段警戒,动员数万群众,分成几十路,在东起南坎,西至岔河镇,北起丁堰,南到平潮镇的100多公里长的封锁线上联合行动,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焚毁篱笆,日伪惨淡经营3个月的封锁篱笆被彻底破坏。

    在“军事清乡”的同时,日伪加紧实施“政治清乡”,其主要手段是编查保甲,摧毁抗日政权:宣传奴化,建立伪化统治。新四军针锋相对进行斗争,揭露日伪编查保甲的阴谋,发动群众进行抵制。日伪遂集中大批警察、特工,逐乡强制编查。同时、派出若干股日伪军,化装成新四军四出活动,搜查、诱捕共产党员和干部、民兵,7月24日至26日,日军在南通一个不足百户的十总店地方,就搜捕干部群众200余人,枪杀5人,活埋53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十总店大屠杀”。新四军及地方武装一面加强对日伪的袭击,一面发动群众对日伪开展政治攻势,迫使日伪编查保甲的工作一度陷于停顿。日伪“政治清乡”的另一个手段是强迫与共产党、新四军稍有关系的人登记“自首”,定期汇报,应点受训。对此,新四军在群众中普遍进行了民族气节教育,同时讲究斗争策略,教育争取大多数。对日伪大肆宣扬的反动思想、反动文化和伪化教育,也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利用一切时机,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爱国教育,在极其困难条件下,坚持出版报纸和刊物,同时还组织文化界人士创作以反“清乡”和抗日爱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编印“抗日课本”等。

    日伪还大搞“经济清乡”。一是趁“军事清剿”时公开抢掠。二是通过“政治清乡”,造田亩册,摊派苛捐杂税,名目多达几十种。三是封锁经济,统制物资。汪伪政府规定对粮、棉、布、煤油、火柴、蜡烛、糖、盐、医药等物品进行统制,违者以“资敌”论处。苏中军民对日伪的“经济清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各地将公产公物及时转移,并帮助群众抢收抢藏,空室清野,使敌人抢掠扑空。发动群众对伪捐进行“合法”斗争,采取“一拖二反”的策略,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资助群众发展生产,满足根据地军民的需要。

    在苏中军民的顽强抗击下,到1943年9月底,日伪在第4军分区的“清乡”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不得不宣布“延期清乡”,充实和调整了兵力,加强了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特务化,特务活动军事化”和“以游击对游击”的策略,进行报复性的“高度清乡”,使第4军分区干部、群众遭受相当大的损失。10月,日军大队长山本率机动队从石港据点出动,“清剿”南通县通中地区,12天抓捕群众560多人,在石港镇土山脚下一次用马刀砍杀群众23人,制造了苏中又一惨案。日军中队长森品率机动队,伪装潜入新四军海启中心区,一次就将15名群众活活打死。从1943年4月至年底的9个月内,苏中第4军分区军民对日伪作战2100余次,毙伤日伪军及镇压“清乡”人员2400余名,并争取了1700余名伪军和伪组织人员反正、投诚,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县、区、乡三级党政干部牺牲、被捕200余人,新四军指战员牺牲300余人,群众被杀1026人,被抓6万余人,被烧房子5124间,被抢被毁财物难以数计,1943年是日伪“清乡”最猖獗的一年,也是新四军反“清乡”斗争最紧张激烈的一年

    1944年1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苏中区党委:采取一切可能和必要的方法与步骤,坚持第4军分区的斗争阵地。苏中区党委强调:“今后4分区反‘清乡’斗争仍以公开坚持武装斗争为主,但为了应付新的斗争情况,则应采取各种辅助的斗争策略、斗争方式,如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加强特种工作等。但各种辅助斗争,主要是为了配合与达到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此,第4军分区作了相应的部署。在反“高度清乡”中,采取公开斗争与隐蔽斗争相结合,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相结合,硬斗与软斗相结合的办法,保持了有生力量,坚持了原有阵地,并使日伪向其他地区扩展“清乡”的计划一直无法进行。到1944年10月,第4军分区军民不仅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清乡”,恢复了被其占领的地区,而且扩大了根据地。

    鄂豫边区和其他地区的反“清乡”斗争。1943年6月底,日军对新四军鄂豫边区的岗中根据地进行了3天“扫荡”,伪第12师侵占周山铺、汪家集等处,清查户口,建立伪组织,搜捕共产党干部,推行“自首”政策,进行“清乡”活动。伪第29师在云梦也进行了类似的“清乡”活动。7月,日伪军“扫荡”大小悟山外围,并在青山口、周家巷、松林岗、二郎店等地建立据点,进行“清乡”活动。8至9月,日伪又连续在天门、应城、天汉湖、洪湖、南山等地进行“扫荡”和“清乡”。9月,日伪成立了湖北清乡事务局。但日伪由于兵力不足,指挥不统一,分区“清乡”顾此失彼。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主力以分区转移对付分区“清乡”,伺机进行侧击和尾击。地方武装就地开展游击战,掩护群众坚持斗争。在日伪转向另一地区“清乡”时,立即领导群众进行根据地的恢复和建设工作。

    1943年后,日伪还计划在浙江、安徽的一些地区进行“清乡”。但除个别地区曾进行了小范围的“清乡”活动外,由于兵力短缺和财政困难,仅是大肆宣传,组织“清乡”机构,闹腾一阵,无力付诸行动。

    1944年新四军开始局部反攻,日伪在各地的“清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华中抗日军民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首先,粉碎了“清乡”这一日伪企图消灭抗日根据地的最毒辣手段。日伪的“扫荡”“剿”不灭新四军,“清乡”也“清”不了新四军。日伪在“清乡”失败后不得不承认:“新四军之长处,不仅在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而尤在其对人民之组织力量,统一民众,导以一定方向以结成有组织之力量”,“于本地区有地盘有组织,故能有今日之强大反抗力量”。其次,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打破了敌人伪化根据地的阴谋,保卫和巩固了抗日民主政权,坚持了抗日阵地,粉碎了日军由点、线占领变为面的占领的迷梦,挫败了日军“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计划。再次,根据地军民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坚持斗争,浴血奋战,既付出了重大牺牲,也锻炼得更加坚强。总之,长达3年之久的华中军民反“清乡”斗争,是在平原水网地区长期坚持敌后斗争的光辉典型,集中地表现了华中军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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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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