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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简史(十五)

来源:编辑:顾 平  作者: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日期:2022-6-13 9:04:01  点击量:[]

新四军简史(十五)

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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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炳辉(1897年12月22日——1946年6月21日)

1941年,罗炳辉被任命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师长,

1942年任该师师长。

(二)贯彻华中局部署的敌后抗战任务。

继续粉碎日军的“扫荡”和“蚕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挑起了太平洋战争,并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攻占了东南亚各国。1942年1月1日,苏、美、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了反法西斯联合宣言,从此,世界形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变中国为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即所谓“大东亚圣战”的基地,对国民党继续执行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继续推行“总力战”。在华中,日军仍保留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混成旅团共约29万人的兵力,继续强化“扫荡”、“清乡”与“蚕食”。国民党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尾随英、美对日正式宣战,但仍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42年3月,蒋介石电令各地国民党军“肃清黄河以南奸伪”,并强调“在剿匪期间,各集团之对敌袭击任务,暂行停止”。国民党为实行“曲线救国”,密令其大批军队投降日军,改编成伪军,主要用于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

    中共中央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2天即发表宣言,严正声明:“坚决站在反法西斯国家方面,动员自己一切力量,为最后打倒日本法西斯而斗争。”同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忍受艰难困苦,坚持华北、华中敌后抗战,粉碎敌人的‘扫荡’,大量的牵制敌人”。接着于12月17日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指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号召全党全军“咬紧牙关,度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为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战的方针和一系列指示,总结军事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部署坚持华中抗战、普遍深入地建设根据地的任务,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在江苏阜宁县单家港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陈毅等在会上就华中敌后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问题作了报告。会议提出华中敌后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为了实现这个总任务,会议对军事斗争,统一战线、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财经建设、文化教育、防奸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会后,新四军各部队全面深入地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为坚持华中敌后抗战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苏中军民粉碎日军分区“扫荡”。日军在苏中地区有一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支约3.5万人的伪军。日伪军广设据点,分割缩小新四军根据地,新四军只能以排、连、营为单位分散游击于全区339处日伪据点之间。在1942年5月以前,日伪采取由各地驻军就地“扫荡”的方针,多则千余人,少则百余人,频繁出动,搜寻新四军主力和抢掠烧杀。新四军则视情相应集中兵力,采取突袭和伏击的战术打击敌人。4月10日,第1师一部袭击海门悦来镇,全歼伪第32师前线指挥部。5月15日和6月3日,又在海门十八堰河和斜桥伏击获胜,共歼日军150余人,伪军140余人。6月以后,日军改而采取集中兵力分区“清剿”。中旬,日军第1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南浦襄吉和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率日军3个大队和伪军2000余人,对苏中第4军分区的海门、启东地区进行第一期“清剿”。1个月后,又增伪军3000余人,转至靖江、泰兴和如皋西部地区进行第二期“清剿”。9月又转至以宝应、临泽为中心的地区进行第三期“清剿”。日军除惯常采用的分进合击、拉网梳篦等战术外,还专门组织多支精干小分队,不分昼夜,四处奔袭,侦察、捕捉新四军主力。苏中军民针对日军分区“清剿”顾此失彼的弱点,以少量地方武装和民兵留置内线就地坚持与敌纠缠,不时伏击袭扰日伪军,捕捉敌特,惩处汉奸,开展对两面派政权和对伪军的工作;主力则跳出“清剿”区外,寻机向敌弱点进击。第1师先后作战10余次,取得重大战果。特别是8月9日的南通石港攻坚战,全歼守敌,俘伪军500余人;9月25日的南通二窎歼灭战,歼日军大队长保田以下110余人。对苏中某些战略基点,曾与敌展开激烈争夺,如多次鏖战于丰利和三仓。经过半年艰苦斗争,终于迫使敌人撤退,并逐步恢复了根据地。在这期间,苏中地区还开展了改造地形的群众性运动,通过改造道路、挖沟、改桥、在河中作坝,以阻滞敌人,适应游击作战之需要。

    淮北、苏北军民粉碎日军连续大“扫荡”。1942年秋,日军自中途岛海战失利后,在太平洋战场每况愈下,因而更加急于巩固中国占领区,以准备与英、美决战,于是在浙赣战役结束后,便准备集中力量“扫荡”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基本根据地。其目的,既企图彻底摧毁新四军的力量以确保治安,也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势力。日军的“扫荡”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北部先“扫荡”新四军的淮海地区和淮北地区,在南部“扫荡”李明扬等占据的泰州以北地区,缩小对新四军领导机关所在地——盐阜地区的包围圈;第二阶段集中兵力分进合击盐阜地区,以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日本报纸电台大肆宣传此次“扫荡”是“粉碎英美反攻的太平洋总力战之必要部分”。11月14日,日军第17师团,第13独立混成旅团及伪军第36、第15、第28师共1.1万余人,在骑兵、坦克、飞机配合下,分别向淮海区的六塘河两岸和淮北区洪泽湖西的半城、青阳进行“扫荡”和反复“清剿”,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根据地军民以搬光、藏光、走光的“三光”,对付敌人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新四军第3、第4师部队跳出合围圈,转移至敌军的侧后,在全局的劣势中寻求局部的优势,在敌人的包围中实施反包围,发挥近战夜战特长,积极寻机打击敌人。12月9日朱家岗一战,第9旅第26团击溃日伪军1000余人的3路合击,毙伤日伪军280余人。第4师趁势扩大战果,恢复了青阳、马公店、金镇等重要城镇。淮北、淮海军民经过30多天近百次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日军“扫荡”受挫后,继续调整部署,增调兵力,加紧侦察活动,再次积极准备对新四军进行“扫荡”。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日军下一步“围剿”盐阜地区的作战意图作出了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鉴于苏北地区狭小,部队回旋余地少,1942年底,经中共中央同意,华中局和军部机关转移至淮南的吁哈地区,独立旅北返山东归属八路军建制;同时为了加强苏南及为将来发展浙东、苏浙皖边作准备,命令第师第2旅渡江南下。

    1943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华中反“扫荡”的指示》,指出华中敌后形势可能日趋严重,要求保存有生力量,以度过今后最危险的两年。接着中共中央华中局于1月28日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要求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空前严重复杂的斗争形势,有明确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并提出了坚持斗争的各项任务。

    1943年2月上旬,日军第17师团分别由徐州和海州向淮阴、涟水和南新安镇、响水口等地推进,日军第12混成旅团则由如皋、东台地区向盐城、兴化、宝应等地集结,原驻江南的日军第15师团及驻开封的第35师团各一部,陆续向兴化、宝应、淮安、淮阴等地集结,苏北各地伪军也同时出动。以上日伪军共出动2万余人,对新四军盐阜地区及韩德勤部所驻之曹甸、风谷村地区,构成包围态势。2月12日,日军由湖垛、宝应、淮阴、淮安、涟水等地出动,先向韩德勤部进行合击,韩部一部溃散,大部在新四军掩护下退入根据地休整。接着,日军于17日集中1.4万余人,分多路向盐阜区大举“扫荡”,搜寻新四军主力决战未逞,随即进行分区“清剿”,并以舰艇封锁沿海港口。日军过处,许多村庄化为灰烬,特别是阜宁、滨海的单家港、八滩、东沟、益林、陈家集诸镇,被洗劫一空之后又付之一炬。

    坚持内线作战的新四军第3师,初期采取分散隐蔽打圈子战术,与敌周旋。第1、第2、第4师根据军部的统一部署,分别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拔除敌据点,有力地策应了第3师的反“扫荡”作战。第1师2月23日袭击南通孙家窑、曹家埠,全歼守敌100余人。第2师2月24日晚突然进袭淮阴城东门之伪军,获马24匹。第4师2月24日强袭洋河镇,全歼日伪军140余人。日军在“扫荡”地区到处扑空,就错误判断新四军军部已转移皖中,加之侧背处处受到袭击,于是被迫撤退。此时第3师及时集中兵力,对敌进行侧击和尾击,3月16日至19日,连续在黄营子、单家港等地歼日伪军300余人。但第7旅第19团第4连于3月18日在淮阴以北的刘老庄遭千余敌人反扑。在众寡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第4连官兵宁死不屈,和敌人血战到底,毙伤敌170余人后,全部壮烈殉国。后人称颂为“刘老庄八十二烈士”。

    在此期间,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第8旅旅长田守尧一行50余人,奉命经水路去延安,于3月17日在连云港外小沙东海面遭敌舰袭击。在八路军的接应下,船虽靠岸脱险,但彭雄、田守尧等10余名领导干部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从3月25日起,第3师进行全面反击,攻克了陈集、八滩、湖垛等10多个日伪据点。至4月10日,日军对盐阜地区历时50多天的大“扫荡”,终于被彻底粉碎,新四军共毙伤日伪军1070人,俘780.人,收复据点50余处。此次“扫荡”,进一步暴露了日军士气低落,给养困难,情报不灵,战术死板等弱点。新四军在反“扫荡”中,准备充分,部署周密,军民同心同德,内外配合密切,战术灵活,取得了胜利,彻底粉碎了日军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的企图,华中敌后抗战形势开始好转。

    在此次反“扫荡”之初,新四军曾以民族安危为重,不计旧恶,主动掩护国民党军韩德勤部突围,使其大部脱离险境,退入新四军根据地休整,并在粮草、经费等方面给予接济。但在日军结束“扫荡”之后,得到了喘息的韩德勤却恩将仇报,为接应王仲廉部东进,竟拒不返回原防,并于3月1日侵占了新四军的里仁集、程道口地区。又于3月中旬率第89军、独立第6旅等部偷渡运河,侵入新四军淮北根据地中心区的金锁集、界头集、山子头一带,杀害中共地方干部和群众,收缴地方武装枪枝,激起根据地军民的极大愤慨。新四军第4师主力在第2、第3师配合下,于3月17日夜,对侵占山子头地区之韩部进行自卫反击,至18日上午,战斗胜利结束,生擒韩德勤,俘官兵千余人。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以团结抗战为重,将韩德勤释放,发还其部分人枪,并划出唯宁、宿迁间之凌城、埠子集、邱集一带为其驻地,以促使韩德勤觉醒,共同抗战。

    苏南军民粉碎日军多次“扫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恢复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治安,确保长江下游的交通,对苏南加紧了“清乡”和“扫荡”,妄图尽快消灭在苏南的新四军主力。

    中共苏皖区委和新四军第6师第16旅,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于1942年4月下旬在溧水经巷会议上确定:在京沪铁路以南地区执行加强团结,坚持抗战,一面作战,一面建设的方针;在京沪铁路以北,着重采取隐蔽坚持,积蓄力量,逐步恢复的方针,并组织精干的便衣队打击日伪。5至6月间,日伪军数千人对太滆地区进行连续“扫荡”,第16旅独立第2团受到较大损失。在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苏南地区抽调干部继续南下浙东,扩大根据地和发展武装。同时,第16旅趁日军后方兵力不足的时机,于7月攻克了当涂博望、小丹阳等据点,恢复了横山以南和石白湖北岸的游击根据地。至年底,先后恢复了金(坛)丹(阳)武(进)、大官圩和镇(江)句(容)地区等数块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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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震林(1902年4月24日—1983年9月30日)

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

新四军第2师政委兼淮南区党委书

    1942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第1师和第6师领导机关对内合并,由粟裕统一指挥,对外番号不变,谭震林调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1943年1月16日,第16旅与由王必成率领抵达溧水里佳山区的第1师第2旅合并,仍沿用第16旅番号,旅长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日军发现新四军主力一部过江后,加紧了对苏南的“扫荡”。2月,日伪1800余人“扫荡”了延陵;3月,武进、丹阳之日军分6路“扫荡”了丹北地区,之后,又在茅山和太滆地区频繁出动。正在新四军反“扫荡”之际,国民党顽固派第52、第192师和江苏保安第1纵队、挺进第2纵队、忠义救国军等共13个团的兵力,于4月12日进攻溧阳、溧水地区。第16旅被迫还击,苦战3昼夜,忍痛撤出,并于20日发布了《为呼吁团结抗战,公布友军“清剿”真相,告江南同胞及友军官兵书》。第16旅转移到溧武公路以北地区后,日军的“扫荡”又步步加紧,从7月至9月,3个月间形成了“扫荡”的高潮。各地部队根据中共苏皖区委和第16旅旅部制定的“以分散的游击战争与敌周旋,长期坚持敌后”的方针,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在江宁地区8月3日的一次反“扫荡”中,中共苏皖区委副书记邓振询不幸殉职。9月中旬,日军为了摧毁皖南广德等地的国民党空军基地,向苏浙皖边发动了大规模“扫荡”,占领广德后,以数千兵力向溧水、溧阳地区反复搜剿,企图扫除新四军南下部队。第16旅主力一部在日军南进时尾敌前进,并于11月初开辟了皖南郎(溪)广(德)地区;另一部11月22日在苏南发起溧(阳)高(淳)战役,先后攻克东坝、邰村、漆桥、新桥等日伪据点,歼灭伪军第3师一部,俘伪副师长以下160余人,击毙日军大尉及伪军中校以下40余人。12月,坚持两溧地区的部队打通了与郎广地区的联系。

    苏南军民在情况极端复杂,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粉碎了日军的连续“扫荡”,坚持和发展了抗战阵地,并阻止了国民党顽固派渡江北进的企图。这对屏障长江以北新四军基本根据地和尔后向苏浙皖边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皖江军民粉碎日军多路“扫荡”。1942年,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在长江沿岸和淮南铁路沿线基本采取守势,有利于新四军第7师坚持隐蔽发展的方针。4月,第7师第56、第57团各一部,进入含(山)和(县)地区,与当地游击队汇合,编为含和独立团。第57团另一部沿江西进,在贵池、东流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此,第7师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赋予创建皖中根据地,打通与第2、第5、第6师战略联系的任务。1943年3月,皖中地区改称皖江地区,成立了中共皖江区委和皖江军区。曾希圣任区党委书记仍兼第7师政治委员。第7师副师长傅秋涛兼皖江军区代司令员。第7师撤销了第19旅,改编为3个支队(旅级)、1个独立团;并建立含和、皖南、沿江3个军分区,总兵力已达6000余人。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第2师第6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谭希林率第16团加强第7师,并任第7师代理师长,第16团划归第7师建制,第6旅同时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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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希圣(1904年10月11日—1968年7月15日)

新四军第七师政委兼任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

     日军由于错误判断新四军军部已由盐阜地区移至皖江地区,为此采取了所谓“穷追”方针,于1943年3月17日抽调第116师团和第15师团等部6000余人,分别由巢县、襄安、盛家桥等地出动,从东、南、西3个方向,分8路向巢无中心区奔袭“扫荡”,企图把新四军首脑机关和在巢无地区的主力部队完全驱赶到巢南银屏山区,聚而歼之。第7师师部当机立断,分路突围,使敌人扑空。之后,各部队在敌侧后和后方不断进行袭击,经过两周激战,毙伤日伪军300余人,粉碎了敌第1次“扫荡”。接着,日军又于4月30日集中2000余兵力进行第2次“扫荡”,前后历时5天,也被第7师粉碎。日军两次“扫荡”未达目的,于7月上旬撤出黄姑闸、盛家桥两据点,让出大道,假手国民党军向新四军进攻。10月下旬,国民党军第172、第176师陆续向第7师根据地进犯。11月上旬,新四军军部连续向第7师发出指示,强调巢无地区不仅为我经济主要来源地区,尤为华中战略之屏障,必须坚决打击来犯之顽军。11月20日,国民党军第176师及第8游击纵队等部,以10个营的兵力分3路攻击巢无中心区的槐林、魏家坝等地。第7师集中主力于磨盘山一带阻击顽军,在第2师配合下,给进犯顽军以歼灭性打击,毙伤顽军1100余人,俘4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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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秋涛(1907年8月3日—1981年8月25日)

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

新四军皖南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新四军第7师副师长

    皖江地区军民在敌顽夹击中,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终于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抗战阵地。

    鄂豫边军民粉碎敌顽夹击,形成对武汉的战略包围。1942年春,为了更有效地坚持中原敌后抗战,中共鄂豫边区委和第5师决定建立第1、第2、第3等3个军分区。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新四军军部命令第5师挺进鄂南,以牵制日军,并开辟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游击根据地。第5师立即以第14旅一部,分两路于5月渡江,抵达江南的鄂城和阳新等地。在粉碎日伪的堵截“围剿”后,分别建立了几小块根据地,两路部队于7月在咸宁会师,初步打开了鄂南敌后抗战的局面。7月末,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部再次指示第5师大力发展鄂南,第5师又加派特务团过江,配合先期到达鄂南的部队,建立了以大幕山为中心的鄂南游击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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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1909年6月23日—1992年6月21日)

1942年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治委员

    在第5师向日伪军大力进击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利用这一时机,先后出动12个师达10万之众的兵力,在随(县)南北、信(阳)罗(山)、襄(河)西、鄂东等地区,对第5师发动全面“清剿”。鄂东、鄂中地区的反共分子程汝怀等,竟勾结日伪,求其在“进剿”新四军期间“予以谅解”和“互不侵犯”,甚至派人请求伪军“配合清剿”。

    第5师在敌顽夹击下,被迫反击,6月5日全歼顽军1个营。6至7月间,各路顽军继续向边区根据地中心区迫近,局势更为险恶。7月21日,由于军部与第5师通信联络困难,中共中央军委同意新四军军部的建议,第5师暂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建制不变。8月下旬,国民党第39军配合保安第4旅向鄂东大小悟山基本根据地进犯。第5师集中第13旅、特务团和地方武装一部,于31日晨向礼(山)北顽保4旅反击,全歼保4旅旅部以及第2、第3团全部和礼山县3个中队,生俘保4旅旅长。战后,为团结抗战,将保4旅旅长等人释放。礼北战斗的胜利,使进犯的国民党军受到很大震动,鄂东磨擦局势渐趋缓和。

    在国民党对新四军第5师全面进攻的同时,日军也加紧了对鄂豫边区根据地的“扫荡”:4月下旬于大悟山,5月于襄西,6月于京山、黄冈大肆“扫荡”;7月以后,在天汉、天门、云梦、黄冈、京山、钟祥、礼山、应城等地,“扫荡”更为频繁,接连不断。12月中旬,日军侦知第5师领导机关率5个主力团在大小悟山休整,立即以第3师团大部、第58师团第43联队及伪第11师共1万余人,配备火炮80余门,于16日下午分14路向大小悟山进逼,并严密封锁所有大小道路及山口,企图分进合击,以达围歼目的。第5师乘各路敌人尚在运动之际,果断地于当日黄昏分17路向安应、陂安南等地突围。在突围中,各路部队不断与敌遭遇,发生战斗,终于在17日拂晓前胜利突出重围,转到外线作战。在原地掩护群众坚持斗争的第37团和第45团各一部,灵活运用麻雀战术袭击日伪军,使敌惶惶不安。担负外线作战的第37团一部,袭入夏店敌据点。平汉铁路两侧的第1、第2军分区武装,也纷纷袭击平汉铁路、河(口)汉公路线上的据点。这次反“扫荡”,共毙伤日伪军200余名。日伪在合围扑空、据点遭受袭击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7日晚退出大悟山。第5师师部率主力遂于18日重返大小悟山根据地。

    1943年1月,鄂豫边区党委在大悟山蒋家楼子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以“一切服从战争”为指导思想,讨论通过了1943年边区军事建设计划,要求充实现有主力团,各军分区各建4个小团(400人以上),每县建立一支200至300人的游击队,每区建立一支70人左右的基干游击队,每乡建立20人左右的游击队,并普遍发展民兵。这个计划的实施,使鄂豫边区的武装力量迅速得到发展。为加强鄂豫边区的一元化领导,会上正式公布了中共中央在1942年6月作出的关于李先念为边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5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的决定。

    1943年1月下旬至3月,日伪军对鄂豫边区进行春季大“扫荡”。同时,为了迫蒋投降,日军于2月出兵侵占襄阳。原在襄南的国民党军第128师和第2游击纵队,溃败投敌,大部被编为伪军,散兵游勇沦为土匪,襄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第5师为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并实现战略包围武汉的计划,从3月起以第15旅主力和第3军分区部队进军襄南,建立了中共襄南工委和襄南指挥部,与日伪军展开连续战斗,并逐步向洪湖发展。日军5月发起湘北、鄂西战役。第5师决定迅速向东南挺进,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6月9日,第15旅攻克潜江熊口镇,全歼伪第10师第2旅,尔后继续向洪湖和排湖地区推进。从3月挺进襄南至6月,第15旅共俘虏、瓦解、收编伪军近4000人,新建了4个团,壮大了抗日力量。在此期间,第5师恢复了襄西根据地,加强了西线包围武汉的阵地。

   1943年11月,日军为策应南方作战,发动了常德战役。第5师命令第3军分区部队,一部进入江陵、枝江、当阳交界地带,牵制进犯鄂西的日军;一部趁机渡江南下向洞庭湖滨发展。向江南挺进的部队于11月底进入桃花山区(岳阳、华容、石首3县边界),建立了石(首)公(安)华(容)抗日政权。至此,第5师形成了对武汉地区的战略包围态势。11月,郑位三到达鄂豫边区,参与边区党委和第5师的领导工作。1944年1月12日,华中局根据中共中央1943年5月17日的决定,任命郑位三为鄂豫边区党委书记兼第5师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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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位三(1902年10月21日—1975年7月27日)

1943年任第五师政治委员、边区临时参议会议长

    第5师及鄂豫边区地方武装,独立坚持鄂豫边区的斗争,交替实行巩固与发展的方针,在坚持原有阵地的同时,又抓住一切机会“敌进我进”,在襄河两岸,大江南北,跳跃回旋,积极向敌后发展。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由1941年的1.5万余人,发展到1943年底的近4万人,所辖地区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人口1020万(基本区420万)。

    挫败日伪军“蚕食”,稳定边缘区。日伪军从1942年夏季起,就在某些地区开始进行“蚕食”活动,图谋将点线的占领,变为面的占领。1943年春季之后,日军兵力日蹙,进行大规模“扫荡”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蚕食”就成为其普遍使用的侵略手段。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华中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特别是淮海、盐阜、淮北、苏中、淮南等地区的军民,根据各自的特点,以武装斗争为中心,采取不同的办法,进行拉锯相持和反复纠缠,终于挫败了敌人的“蚕食”,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

    在淮海区,日军在1942年冬季大“扫荡”之后,采取了以“扫荡”占据点线,以“蚕食”巩固成果的办法,依托据点纷纷向四周扩张,以致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新四军根据日伪“蚕食”主要依靠交通线和边缘区据点的特点,采取切断其交通线,封锁其边缘据点的办法,首先动员军民一齐动手,开展声势浩大的破路斗争,在很短时间内将日伪军修筑的公路,大部挖成四通八达的抗日沟,割断了日伪各据点之间的联系,使其陷于孤立。接着,在据点周围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利用抗日沟迫近据点,敌人出来就打,使据点处于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一夕数惊的困境。同时还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伪军工作,促使伪军官兵更加动摇和大批逃跑。在此情况下,集中主力发动攻势,连续拔除了泗阳、沭阳地区的10余处据点,更壮大了群众反“蚕食”斗争的声势。尔后,淮海区军民又采取了集中兵力拔除其中心据点,瓦解其边缘据点的办法。1943年5月,趁日军换防之机,发起沭阳塘沟战斗,一举拔除塘沟及附近据点,毙伤日军105人,伪军45人,另有200余伪军被俘和投诚,打开了淮海区的东西交通线,挫败了日伪在淮海区的“蚕食”活动。至1943年底,连续攻克日伪据点50余处,共歼日伪军5000余人,根据地恢复到了大“扫荡”前的态势。

    在盐阜区,日军1943年春大“扫荡”时,于根据地中心区增设了30余处据点,然后利用由国民党投降部队改编的伪军进行“蚕食”活动。其中原国民党江苏保安第2旅徐继泰部,自1942年秋投敌后,猖狂活动于滨海、涟(水)东地区,增设大小据点30余处,积极参与“蚕食”,扩大地盘,死心塌地为侵略者效力。新四军第3师决定讨伐徐继泰部,1943年9月20日至24日,第8旅连续攻克徐部大小据点21个,毙伤其250余人,俘虏260余人,并击退了由响水口、东坎、王集来援的日军。此役重挫了伪军士气,基本上收复了潮河以南地区,并迫使敌人不断紧缩占领区,盐阜根据地逐步得到恢复和巩固。

    在淮北区,新四军以主力一部分散配置于边缘区,配合地方武装和民兵,坚决打击在泗宿公路两侧和淮泗、邳睢铜地区进行“蚕食”和大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的日伪军。淮北军民提出“不让敌人多安一个据点,多辟一条公路”的口号,在7月至10月间,连续拔除了数十个大小据点。同时,深入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加强内部团结(包括各阶层的团结)、肃清内奸、瓦解伪军三项工作为重点,挫败敌人的政治欺骗和分化阴谋,打击敌人的特务活动,不让敌人达到“维持”和推行伪化的目的。又采取“敌进我进”方针,组织精干武装深入敌占区,变敌占区为游击区,变游击区为根据地,先后恢复和开辟了13个区、70多个乡的游击区。

    在苏中区,广泛开展了群众自卫武装斗争,以打击日伪的“蚕食”活动。从1942年秋开始,在如(皋)西地区陆续爆发了万余群众围困西河湾伪军据点,2万余群众围困水洞口伪军据点,1.5万余群众封锁加力等斗争。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地方武装的支持,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1943年夏秋收割季节里,苏中军民又广泛掀起了保粮自卫斗争,积极打击抢粮的日伪军,深入据点捕捉敌军,镇压汉奸特务,围困日伪据点。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在夏季反伪化斗争中,仅泰县、泰兴、靖江、如西等县的民兵,即作战300余次,直接参加围困据点的群众达30余万人次。1943年苏中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对日伪军作战620余次,毙伤日伪军1.5万余名,俘日伪军1.2万名。

    在淮南区,日军于1943年秋季在津浦路东西两侧也进行了“蚕食”活动。新四军第2师采取积极打击的方针,特别是桂子山一战,一举毙伤日伪军180余名,进而拔除日伪据点,扩大了路东根据地,建立了甘泉县(今仪征县境)民主政权。在路西,由于日伪在嘉山,凤阳、怀远等地的“蚕食”活动,根据地日趋缩小。第2师第5旅采取“南防北进”的方针,对国民党军防御自卫,对目伪军发动进攻。10月,经过数次战斗,拔除了多处据点,基本上打破了日伪的“蚕食”阴谋。但南线顽军却趁新四军进行反“蚕食”斗争之机,多次举兵侵犯。第2师又连续在全椒、定远等地击退顽军的进攻,付出了相当代价,局势才渐趋稳定。

    “蚕食”与反“蚕食”,是日伪扩大占领区和抗日军民保卫根据地的尖锐斗争。共产党、新四军领导华中敌后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多种方式与日伪军的“蚕食”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削弱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历史,是一部反‘扫荡’胜利的历史。”3年中,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8400余次(包括反“清乡”作战),拖住了10余万日军和20余万伪军,毙伤日伪军6万余人,俘日伪军3万余人,日伪军起义、反正5000余人。新四军主力由皖南事变后的9万余人,发展到1943年底的12万余人,同时发展地方武装4万余人,民兵约60万人。在3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新四军伤亡2.2万余人(不包括反顽作战),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更难以计算。经过斗争,粉碎了日军巩固占领区、消灭游击武装的企图,胜利地坚持了敌后抗日斗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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