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简史（十四）

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彭雪枫（1907年9月9日—1944年9月11日)

新四军四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四、坚持敌后抗战，深入建设根据地，

度过严重困难时期

（一）打破日军一九四一年对根据地的

残酷“扫荡”和顽军的进攻

    从1941年开始，华中敌后抗战进入艰苦坚持的严重困难时期。日本侵略者急于结束侵华战争，巩固已有占领区，稳定中国战局，一面大力扶植汪伪政权，一面“尽政略和战略的所有手段”，“竭力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诱迫蒋介石投降：与此同时，更加强调打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在华中，日军用于直接对付新四军的就有11万人之多；并且大肆扩充伪军，从1940年底到1941年底的一年间，就由4万余人猛增到l6万人。这些伪军大多数由国民党投降部队所编成.全部用于对新四军作战。日军叫嚣要“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加紧向新四军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围歼刚在盐城成立的新四军新军部和其主力部队，占领苏中、苏北根据地。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实现驱逐新四军至黄河以北的目的，继续命令汤恩伯、王仲廉、李品仙等率领20万大军，向新四军豫皖苏边、淮北、淮南等敌后根据地进攻，妄图首先“肃清”津浦路西新四军，然后向苏北深入，与苏北韩德勤等部东西对进，把新四军赶出华中。在鄂豫边和苏南等地区，也出动大军“围剿”新四军。

    中共中央根据国际法西斯势力更加猖獗，国内敌、伪、顽加紧反共，对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夹击的形势，早在1940年7月就预见到敌后抗战即将出现严重的困难局面，指出，“抗战的第4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要求全党全军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加速准备一切条件，粉碎敌、顽的夹击，并相继发出了关于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指示，要求各根据地积极进行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建立“三三制”民主政权，训练干部，积蓄力量。为巩固华中抗日阵地，中共中央于1940年11月1日发出了《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1941年2月1日，中央军委对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又作了明确指示。

    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华中情况，向新四军各部队和各抗日根据地发出关于打破日军“扫荡”和顽军进攻的指示，指出：“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我们必须以长期的游击战争坚持华中阵地”。同时确定了长江以北地区对敌对顽斗争的部署：第4师全部坚持豫皖苏边区，抵抗汤恩伯部队进攻；第2师主力防御李品仙部进犯，坚持津浦路西阵地；第3师主力继续在盐阜、淮海区监视韩德勤部，并以一部迅速恢复与加强皖东北阵地；第1师主力迅速在苏中适当地点隐蔽集结，准备打击预谋投敌的李长江部。要求各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加紧进行反“扫荡”和抵抗顽军进攻的准备工作。

    粉碎日军对苏中、盐阜地区的“扫荡”。皖南事变后，长江以北、陇海铁路以南、东海以西、津浦铁路徐州至浦口段两侧地区，成为新四军抗日的基本根据地，因而也成为日军重点“扫荡”的地区。

    1941年1月，日军第13军拟定一个策应李长江投降，进而“扫荡”苏北，“消灭江北新四军，覆灭其地盘”的计划，并于1月下旬令其独立混成第11、第12、第17等旅团，在扬州、高邮、南通、如皋等地集结，一俟李长江投降即一同对新四军进行“扫荡”。新四军获悉李长江投敌阴谋后，确定在他尚未公开投敌前予以争取，争取无效时，坚决予以讨伐。2月13日，李长江率6个纵队万余人投敌，2月18日在泰州通电就任伪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毅、刘少奇即于同一天发布了讨伐李逆长江的命令。此时，隐蔽集结于海安以西的新四军第1师主力，迅即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横扫，19日攻占姜堰镇，20日晨攻克泰州城。共俘获人枪5000余，并争取了李部两个支队战场反正。李长江仅率残部200余人向西逃脱、日军得知泰州被新四军攻克，立即出动主力连同大批伪军，向泰州蜂拥而来。第1师因预定的讨李作战目的基本达成，于21日发表通告，申明新四军以毅然讨逆的行动，“证明本军绝不因重庆当局取消本军番号之无理命令，而稍变更本军抗战保卫人民之初衷”，尔后主动撤出泰州，按预定计划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斗争。

    由于新四军讨李战役迅速获得全胜，日军的“扫荡”计划被打乱，即在东台、如皋、泰州等地区进行报复“扫荡”，增设据点，分割与缩小新四军根据地。苏中抗日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粉碎了日军的“扫荡”计划。4月间，第1师连续作战半个月，攻克了泰州、靖江地区的古溪、蒋垛等8个日伪据点，并大力袭击和破坏了日伪的交通运输线。

    与此同时，第3师第9旅执行恢复与巩固皖东北根据地的任务。2月18日展开反击，攻克泗阳县以西的青阳镇(今泗洪县），歼灭伪军1个团。又经过40余天的连续作战，恢复了皖东北根据地的中心区。第5、第9、第10旅各一部，于5月铲除了长期盘踞洪泽湖区鱼肉人民的土匪武装，并击退了由盱眙出援的日军。

    1941年7月，日军经过一番准备后，开始发动对苏北盐阜地区空前规模的大“扫荡”。日军集中了第12混成旅团全部，第15、第17师团各一部，以及大批伪军，共1.7万余人，于20日由东台、兴化、射阳、陈家洋分4路直扑盐城，妄图一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第3师主力。新四军在盐城外围阻击和杀伤来犯日军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于22日主动撤离盐城，主力迅速转移到敌之侧翼，使敌人扑了空。日军又于28日占阜宁，29日占东沟，所到之处，人民横遭劫掠。为粉碎日伪“扫荡”，在军部部署下，第1师在南线发动攻势；7月23日克蒋垛，30日收复黄桥，8月2日攻克古溪，接着又围攻姜堰和泰州。日伪十分恐慌，被迫回援泰州，并对苏中地区发动了八一三大“扫荡”，苏中军民连续进行反“扫荡”作战。在日军回师南援之际，北线的第3师乘机反击，7月29日收复阜宁，8月1日收复东沟。军部决定以第1、第3师各一部于8月9日分5路反攻盐城地区，相继收复建阳(今建湖县）的湖垛(今建湖镇）、上岗和盐城东南的裕华镇等重要城镇。日军被迫又从苏中调兵北返以保持其占领区。新四军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日伪军南北折返，陷于顾此失彼的被动处境。至9月上旬，日伪对苏中和盐阜地区的“扫荡”遂被粉碎。一个多月的反“扫荡”斗争，新四军作战l35次，毙、伤、俘日伪军共3000余人，伪军反正600余人，缴获步枪3324支以及其他装备，并获得了在水网地区反“扫荡”作战的经验，提高了坚持敌后斗争的信心。但由于顽固派韩德勤趁日军“扫荡”之机，先后侵占了阜宁的益林地区和泗阳西北的程道口地区，致使新四军腹背受敌，未能及时收复盐城。

    韩德勤侵占程道口之后，即以此为基点向东、西扩张，企图控制运河两岸，东接曹甸、车桥，西达津浦铁路，构成一条横贯新四军淮北、淮海根据地的东西走廊，为汤恩伯部东进准备通道。新四军在对其一再劝阻无效后，于10月15日被迫进行程道口战役，以独立旅和第4、第7旅各一部为突击部队，在陈毅亲自指挥下，于21日收复了程道口。

    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继续推行东进反共的反动政策。1月间聚集于豫东、皖北伺机进攻新四军的10余万国民党军，由于日军1月下旬发动豫南战役，向西败退。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即令豫皖苏边区部队进攻日军侧背，援助国民党军，保卫中原。2月上旬，日军结束豫南战役并随后发动对苏中、苏北新四军的“扫荡”。隐蔽于新黄河以西地区的国民党第92军、骑兵第8、第3师等部队迅即卷土重来，对新四军豫皖苏边根据地大举进攻。新四军第4师在4倍于己的顽军进攻和日军不断“扫荡”的困难形势下，英勇抗击3个多月，阻挡了顽军东进苏北和北上山东。4月上旬，顽军约2个团兵力进犯永城西南的万楼，第4师1个营被围，苦战终日，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4月中旬，国民党第92军第142师第425团在该团团长陈锐霆（中共地下党员）率领下举行反战起义。但是，新四军第4师终因兵力对比悬殊，地形条件不利，以及指挥上和工作上的某些失误，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人员伤亡和非战斗减员共4000人，不得不暂时放弃豫皖苏边的大部分根据地，转移至皖东北地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继皖南事变后制造的又一严重反共反人民事件。

    粉碎日军对苏南的集中“扫荡”。苏南是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他们不仅要使这里成为巩固的占领区，而且企图建成“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模范区”。从1940年11月开始，日军就对苏南进行集中的“扫荡”。皖南事变后，日军想取渔人之利，一网打尽苏南新四军，于1941年1月中旬纠集7000余兵力，首先突击“扫荡”溧（水)武（进)公路以北的镇江、句容地区。第l6旅连续作战20余次，付出重大代价后向溧武公路以南转移。在苏南的国民党军却趁机向溧水、溧阳地区的新四军进攻。第l6旅顾全大局，忍痛转至太湖、滆湖地区。与此同时，日军在苏州、青浦等地连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扫荡”。3月10日，新四军第18旅第53团1营，在苏州东北环潭一带被1500余名日伪军包围，遭受重大损失，百余人在突围中壮烈牺牲。1941年5月，国民党驻溧阳、宜兴等地的第40师，又向新四军第16旅发动攻击。第16旅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在溧阳县黄金山地区三战皆捷，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1941年上半年，日军为了扶植汪伪政权，使其有一地盘，以便腾出手来进行太平洋战争，因而在苏南由对点线的“扫荡”，发展为对纵深的反复“清剿”，由过去的打了就走，发展为大量增设据点进行“驻剿”。梅花桩般的日伪据点遍布苏南，达到300余处。新四军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避强袭弱，进行伏击和偷袭。在镇江宝埝、江阴桐岐、太滆李山等战斗中，取得了每次歼敌数十人至数百人的重大胜利。7月初和9月，日军连续对茅山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9月6日，日军突然袭击句容县坝上村，苏南根据地第5行政区专员巫恒通重伤被俘。大汉奸周佛海出马劝降。巫恒通严词斥责，并拒医绝食，壮烈殉国。9月29日，日伪4000余人合围句容岗南村，新四军苏南第5保安司令部遭受损失。

    1941年11月28日，日、伪军3000余人分3路奔袭合击驻于溧阳塘马地区的新四军第16旅旅部和中共江南区委领导机关。新四军第6师参谋长兼第16旅旅长罗忠毅和第16旅政委廖海涛，指挥被围的千余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突围转移，经10余次反复冲杀，毙敌数百名，虽大部突出重围，但罗忠毅、廖海涛以及第48团1营和旅特务连的27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之后，第16旅由谭震林兼任旅长，钟国楚任政委，总结了经验教训，继续在苏南坚持抗日斗争。

    粉碎日军对淮南的连续“扫荡”。日军继1940年秋对淮南津浦路东进行大“扫荡”之后、于1941年2月又开始重点“扫荡”津浦路西。12日，驻滁县、蚌埠等地的日、伪军3000余人，分4路“扫荡”以定远为中心的新四军路西抗日根据地。第2师第6旅及地方部队在凤阳和定远地区打击敌人，全歼伪军1个营，之后转入分散游击与敌周旋。3月18日开始。日军7000余人再次对路西根据地进行“扫荡”。第2师采取化整为零的战术，广泛开展游击战。4月中旬，第2师在路东的天长、仪征地区，又化零为整，集中第4、第5旅各一部，对日伪军主动发起连续攻击。17日扬州等地日军纠集700余人分两路向仪征金牛山以南地区“扫荡”，第4旅第12团依据金牛山阵地顽强抗击，经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200余人，俘50余人，并乘胜收复了老子山、龟山等日伪据点。日军为了破坏根据地人民麦收，又于5月下旬集结5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向路东根据地进行“扫荡”。第2师仍采取先避其锋锐，分散游击，后集中兵力，击其怠归和分散之敌的战术，先后作战20余次，在来安、天长等地歼日伪军500余人，又一次粉碎了日伪“扫荡”，保卫了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1941年10月间，驻淮南地区的国民党桂军第171师和第8、第10游击纵队各一部，突然侵占了广兴集、周家岗，11月又占大桥等地，企图迫使新四军退出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对桂军一再劝阻无效后，新四军被迫进行大桥战斗，歼灭了来犯的桂军第511团大部和由广兴集出援的桂军1个营。战后，为继续争取桂军抗战，新四军释放了全部俘虏。

    坚持皖中，发展皖南。日军趁皖南事变之机，向无为与桐城以东地区“扫荡”，并于1941年3月上旬侵占了巢湖以南的盛家桥、黄姑闸等地，构筑据点，以保护淮南铁路军运。国民党军在日军“扫荡”时，仓皇退至巢湖、白湖以西，巢无地区完全沦陷。坚持在皖中的新四军第7师奋战1个月，战斗20余次，解放了白湖以东至含山、和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并于5月建立了巢无根据地。第7师挺进团于4月间在安徽宿松县陈汉沟与第5师第14旅一部胜利会师。

    根据军部赋予的任务，第7师以巢无地区为基点，积极恢复和发展皖南区，进一步开展了桐(城）东、庐江、白湖、含山、和县等地区的游击战。

    皖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在皖南事变后，继续坚持地下斗争。他们以皖南事变中突围的干部、战士为骨干，先后成立了3支游击队，在泾县、泾(县)旌(德)太（平）、旌（德)绩(溪)歙（县)地区坚持活动。1941年9月，第7师第56团的1个营进入该区，与当地游击队合编，成立第57团，进一步开展了皖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粉碎日军对鄂豫边区的“扫荡”。坚持在鄂豫边区的新四军第5师，处于中国正面战场的前沿和日军的近后方。这里是日军和国民党军重兵集结的地区：日军以武汉为中心，沿铁路、公路、长江、汉水，占据了重要城镇，常驻有6个多师团约15万人；国民党军约40万人。1941年初，新四军第5师及地方武装共约1.5万余人。

    1941年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时，第5师根据军部的指示，以主力一部进入鄂豫边应山、随县、桐柏、信阳等地，以策应国民党军抗日作战；又派主力一部进军襄河以西，发展襄西根据地。同时，令第9团于3月东进发展鄂皖边。4月，该团在安徽宿松与第7师沟通了联络。之后，该团即在黄梅、宿松沿江地区创造了几小片根据地，建立了8个独立营和广济、黄梅两个独立团以及几十个便衣队。日军对新四军第5师的活动深感威胁，于1月出动1000余人在孝感地区进行“扫荡”；2月集中5000余人在襄西石牌地区进行连续“扫荡”；3月又出动2000余人在荆南地区进行“扫荡”。5月初，日军进行全面“扫荡”：在鄂东，以数千兵力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对第5师大小悟山指挥阵地的东南屏障—陂（黄陂）安(黄安)南地区，连续进行了3次“扫荡”；在鄂中，于5月11日以3000余兵力突然袭击安陆地区新四军根据地，并构筑据点，抢修公路，进行“驻剿”。5至7月间还“扫荡”了天门、潜江、京山地区。在反“扫荡”作战中，第5师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主力军和地方武装密切配合，取得不少战斗的胜利。

    6月，第5师决定采取“敌进我进”方针，以主力第13旅大胆地直逼武汉市郊，以各个击破、逐步拔点的战术，开辟了汉川、汉阳、孝感、黄陂地区。这不仅对武汉形成威胁，而且缓解了当时边区严重的经济困难。8月，日军以一个旅团兵力加上部分伪军，对汉（口）孝（感）陂（黄陂)地区进行了连续的“扫荡”。10月以后，第二次长沙战役结束，日军集中更多兵力“扫荡”新四军。11月中旬，日伪军3000余人分3路“扫荡”陂安南地区，下旬，应山、花园之敌2000余人又突袭了安（陆)应（山）边抗日根据地中心区赵家棚。12月上句，第5师决定趁日军准备第3次进攻长沙和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方兵力空虚的机会，先后命令第15旅和第13旅开展川（汉川)汉（阳)沔(阳）地区的抗目游击战争。该区在长江、汉水之间，是武汉的西南屏障。第5师集中兵力，3次进攻侏儒山，采取奔袭和围点打援等战术，经过两个多月大小10余次战斗，全歼伪定国军（1D第1师，击败其第2师及日军的数次增援，特别是胡家台一战，一次就毙伤日军近百人。整个侏儒山战役共毙伤日军约200人，伪军400人，俘伪军950人，控制了汉阳，沔阳、汉川间的大片地区，震动了武汉。这一战役策应了国民党军保卫长沙的作战，并为第5师以后向襄西、襄南发展创造了前进阵地。在此次战役中，第15旅副旅长朱立文英勇牺牲。

    在第5师深入敌后，浴血奋战，打击日伪之时，国民党新2军等部却于1月由桐柏山南下，向信应、随县新四军根据地进攻，所到之处对根据地抗日组织和群众肆意残害。3月，国民党第59军一部，又进犯当阳香炉山。8月，国民党湖北保安第1旅又进犯陂安南地区，杀害了中共安麻县委书记等多人。9月，国民党第5战区又借配合湘北作战名义，命令豫南、鄂北国民党军分3路向新四军信南、鄂中根据地全面推进；同时以1个师和4个保安团的兵力向鄂东、鄂皖边推进，并侵占了新四军的大小悟山根据地。第5师根据中央军委和军部关于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扩大统一战线的指示，发表了宣言，表示欢迎一切爱国抗日的军队反击日军，并愿意给予各方面的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发动群众欢迎友军并开展交朋友活动。第5师以大局为重，主动团结，一再忍让的行动，赢得了不少国民党中下级军官的同情。

    1941年日军在华中地区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新四军处于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但统观战略全局，日伪的据点又处在新四军的分散包围之中。“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人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之优势，集中以突击敌人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新四军在反“扫荡”作战中，积小胜为大胜，全年共毙伤日伪军3万余人，俘日伪军2万余人，缴获各种枪支2.6万余支及其他武器装备。正如陈毅在1942年2月华中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中所指出：“1941年敌寇‘扫荡’计划不管如何毒辣残酷，其战略目的并未达到，基本被我粉碎。证明了我党我军的坚持能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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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新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