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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简史(九)

来源:编辑:顾 平  作者: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日期:2022-6-12 17:24:35  点击量:[]

新四军简史(九)

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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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东(1900年6月17日-1970年3月25日)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

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等职,中国工农红军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



(五)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发展与壮大抗日队伍

为了实行全面抗战,壮大抗战阵营,新四军积极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7年11月,毛泽东在延安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指出:“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193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进入敌后要“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尤其是陈毅等领导人创造性地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敌后情况结合起来,取得明显成效。

开展友军工作,主动与国民党当局协同抗日。1938年1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友军工作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中心的工作”。同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团以上政治机关设立联络部门,经常派人与当地友军联络,主动积极地接近友军,疏通彼此间的关系,消除误会,交流经验,在增进友谊与互助互爱的原则下,保证作战上的配合和长期精诚团结。新四军进入敌后初期,对国民党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主动请示报告,加强联络。经李宗仁、廖磊同意,一些共产党人、新四军人员参加了省和县的动员委员会,在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斗争的同时,发展了共产党的组织,建立了一些人民抗日武装。对于国民党军特别是国民党西北军、桂军、川军、东北军及一些地方武装均采取友善诚恳态度,争取与之团结合作,携手杀敌。如新四军皖南部队与川军第50军,新四军豫鄂边区部队与川军第22集团军、西北军第33集团军,新四军皖中部队与桂军第21集团军,都曾有过一段亲密合作、共同抗日的关系。

新四军第1、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在打击日伪,收复国土,恢复社会秩序,进行基层政权建设的同时,曾电请国民党当局委派各县县长。对于新上任的县长,新四军拨款拨枪,积极帮助他们开展工作。直到1939年国民党开始推行反共、限共政策,这些政权消极抗日,转向反共,失去群众,才由抗日群众团体抗敌总会代行政权职能。

新四军第4支队进入皖中后,主动与安徽地方政府加强联络。1938年9月,应舒城县长请求,第4支队派兵协助县政府围剿当地土匪武装,恢复社会秩序。10月,第4支队一部奉省政府电令展开无为、庐江讨伐战斗,攻克二城,迎护省政府委派的两位县长到任。1939年秋季,日军“扫荡”来安,新四军第5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指挥部队伏击敌人,收复来安城,派人找回县长,帮助他履行县长职责,在当地中上层人士中产生很大影响。

彭雪枫率新四军游击支队进入豫皖苏边区后,应河南第2行政区专员宋克宾及其所辖保安部队的要求,派出干部协助他们开办训练班,教育整顿队伍。同时,接受他们的人员来新四军学习,与他们配合消灭土匪汉奸武装。宋克宾则向游击支队提供冬装、粮款。1939年1月,游击支队配合国民党永城县长摧毁城东第2区“良民”区署,建立了抗日区署。3月,协同永城县武装反“扫荡”,毙敌80余名,毁敌汽车3辆。国民党骑兵第2军调来豫东、皖北后,游击支队主动与之联络,配合作战。4月日军进犯亳州,游击支队配合友军进行了保卫亳州的战斗。

1939年7月,张爱萍率部进入皖东北地区后,与国民党安徽第6行政区专员盛子瑾进一步发展合作抗日的友好关系,为创建皖东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新四军游击大队向武汉外围挺进途中,李先念出面调停了国民党第68军和信阳县长李德纯部的内讧。进入随县(今随州)时,李先念主动与国民党鄂中专员商谈新四军进入豫鄂边区开展游击战问题,并与国民党川军第127师、桂军第173师等部进行联络。1940年下半年,豫鄂挺进纵队为发展襄河以西地区,开辟天(门)西地区,申明愿和发生过磨擦的国民党军队消除嫌隙,团结抗战,签订互不侵犯协议。由于豫鄂挺进纵队积极开展友军工作,争取了襄南的国民党军第128师在反共磨擦中持中立态度。

扶植、改造民间武装,发展抗日地方武装。华中大片地区沦陷后,各色民间武装随之蜂起。除中共地方组织建立的抗日义勇军,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组织的抗日游击队以外,有些是为防匪防盗、保家护村的民众自卫武装,有些是国民党军散兵游勇或保安民团结伙而成,有些是帮会、绿林武装改换旗号,有些是趁火打劫、鱼肉乡民的流氓土匪武装,少则几条枪,多则数百人,大小司令多如牛毛,各霸一方。新四军进入敌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组织与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的指示精神,对敌后各色游击武装采取了不同的方针:帮助和扶植一切抗日民众武装,使之同新四军一起抗日,对于大刀会等封建帮会武装,从政治上争取他们转变为抗日武装;对于流氓土匪武装,主要是争取其下层。新四军各支队主动派遣干部帮助这些武装加强领导,整顿纪律,学会打游击,扶植他们发展。在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感召下,在新四军英勇善战和严明纪律的影响下,许多游击队纷纷向新四军靠拢,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在苏南,在豫皖苏边区,在豫鄂边区,都有许多游击队改造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

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共赴国难。新四军第1、第2支队进入苏南敌后,陈毅等领导人亲自对社会名流、开明士绅做团结争取工作。陈毅多次登门拜访民族资本家、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战必胜的道理,使他改变了对新四军的疑虑态度,向新四军赠送药材,捐助被服,并担任了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敌总会主任。1938年冬,日军占领茅麓公司,纪振纲被迫出走,将二三百人的自卫武装悉数交给了新四军。镇江、句容间的实力人物樊玉琳,句容的教育界著名人士巫恒通,金坛的开明士绅陈湘甫,武进的老同盟会员蒋克明等,也都先后被陈毅争取到抗战阵营中来。

在江北,新四军积极争取团结一切愿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中上层人士,使一批有影响的爱国进步人士如童汉章、梅子明、田丰、彭笑千等积极参加了抗日工作和政权建设。第5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东进,路经津浦路东7个县,几乎每到一个大的集镇都要做士绅商人的工作,有的绅商当即为新四军捐粮捐款。

在豫鄂边区,由于新四军对地方士绅和民族资本家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较好,爱国民主人士涂云庵等纷纷参加抗日斗争和政权建设。根据地开创之初,几千人的武装和地方党政工作人员的给养,大部靠当地中上层人士筹措解决。京山的易修庶是大地主出身,黄埔军校毕业,任过国民党军的团长,在新四军争取教育下,不仅自己同情支持抗战,而且让两个女儿都参加了抗日工作。

海安的韩国钧(字紫石)和黄桥的朱履先在苏北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新四军开辟苏北过程中,陈毅以尊重、谦逊的态度,多次登门拜访,征询苏北抗日方略,陈说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忱。朱履先出面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为新四军捐款6万元作军费,并到处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战。韩国钧赞同新四军消除磨擦、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亲自主持苏北抗敌和平会议,敦促韩德勤停止反共磨擦,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争取地方实力派,孤立反共顽固派。当国民党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以后,争取地方实力派,与他们建立临时的联盟,使他们在顽固派发动反共磨擦时保持中立,以达到孤立顽固派的目的,也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内容。在东进黄桥和黄桥自卫作战中,陈毅创造性地运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斗争艺术,取得了成功的经验。

1940年上半年,苏北地区有4种军事力量:一是日伪军,长江和运河沿线重要城镇,驻有日军3000余人,扬州、南通地区驻有伪军2000余人;二是国民党军,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5万余人控制着东台、兴化、盐城、阜宁地区,一面与日伪信使往返,狼狈为奸,一面苛政重赋,荼毒人民,镇压爱国运动,摧残抗日力量;三是泰州地区的鲁苏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所部万余人,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4000余人,均为地方实力派武装,既属韩德勤统辖,又受到韩德勤的排挤和倾轧;四是新四军,当时在苏北的主力部队仅有挺纵和苏皖支队共3000余人。陈毅认为,在这错综复杂的多角斗争形势下,要发展苏北,必须把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放在争取中间势力上,实行击敌、联李、孤韩的斗争策略。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陈毅不避艰险,于1939年夏到l910年春,三赴泰州向二李解释共产党的团结抗日主张,表明联合抗日的诚意,与二李建立了友好关系。

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有不少军官是黄埔军校毕业生,但该部受韩德勤排挤。陈毅破除黄埔生都是顽固派的观点,主动联络陈泰运。7月底,该部为韩德勤所迫阻拦新四军进入黄桥而被击败时,陈毅指示部队归还所获人员及部分枪械,与其恢复友好关系。

黄桥战役前夕,韩国钧邀集绅商各界知名人士共同提出5点和平建议,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方均表赞同,唯有韩德勤要挟新四军首先退出姜堰。陈毅舍小利而顾大义,慨然应允,即将姜堰让给二李接防。这种相忍为国,大义凛然的举动,赢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和赞佩。韩德勤却以为“匪胆已寒”,得寸进尺,要挟新四军立即撤出黄桥,开回江南。韩国钧痛斥韩德勤的所作所为,并劝陈毅作应战准备。李明扬一面致电韩德勤呼吁停止进攻,一面向陈毅表明决不参加反共内战。陈泰运也致函陈毅,保证严守中立,不助韩德勤打新四军。苏北绅商各界人士200余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下令韩德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陈毅把革命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起来,使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复杂的三角斗争中,最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顽固派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彻底孤立的境地。从而创造了黄桥自卫作战中,以不足8000人的兵力打败韩德勤3万之众的奇迹,取得了军事、政治的双重胜利。

新四军在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引下,以真诚的愿望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主动合作,一度形成了良好的团结抗战局面。但由于国民党推行反共限共政策,反共磨擦日益加剧,致使这种良好的合作局面未能得到健康的发展。1939年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贯彻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开展了反磨擦斗争,坚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向。

两年多时间里,新四军在发动广大民众开展抗日斗争中,积极争取和团结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和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与他们保持长期合作,壮大了抗战阵营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了反共顽固势力,对于发展华中敌后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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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新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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