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昆(1901年-1941年3月13日)
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高级指挥员
(三)进一步贯彻“发展华中”的方针,
建设抗日根据地
1939年9月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展开。日军为伺机南进或北进,急欲迫使中国屈服、在政治上通过多渠道推行所谓“和平”运动,加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诱降,力图分裂国共合作;为促进蒋、汪合流,把汪伪中央政府成立时间推迟到1940年3月30日。在军事上于1939年9月4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调动大量兵力对付华北,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大批扩充伪军,积极推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政策。
由于日军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和积极展开诱降活动,国民党由一度比较积极的但是片面的抗战,转变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反动方针,公然解散全国各地进步群众团体,大批逮捕抗日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12月,又派部队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新军。
针对抗战阵营中出现的日趋严重的妥协投降和分裂、倒退的危险,中共中央在纪念抗战两周年宣言中,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国同胞一致努力向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势力作斗争。1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与任务的指示,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凡遇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均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绝不轻言退让”。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当前的战略任务是:在粉碎敌人“扫荡”,坚持游击战争的总任务下,击退一切反动派、顽固派的进攻,坚持华北、华中抗战,稳定全国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给东南局的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强调指出: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虽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在国民党顽固派执行其防共、反共政策时,我们应强调斗争,不应强调统一,这种斗争,应从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也就是实行自卫的原则、胜利的原则和休战的原则。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发动群众,争取中间派,壮大抗日力量,巩固国共合作,争取时局好转。
为了进一步发展华中抗战,中共中央决定,刘少奇进入华中敌后,加强对长江以北苏皖豫鄂地区党政军的全面领导。1939年11月,刘少奇抵达驻在安徽定远县东南藕塘镇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1939年底至1940年初,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三次中原局会议,重点研究了发展华中,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反磨擦问题。
早在1938年5月新四军开始向敌后挺进之际,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了建立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不仅山地可以建立抗日根据地,平原或河湖港汊地区也能建立抗日根据地。中原局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针对华中局势,提出了在华中普遍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要求干部必须明确:一、要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就要建立根据地。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二、建立根据地,就要建立政权。政权是人民的,国民党不批准,只要人民承认,我们的政权就可以存在。三、建立根据地,就要敢于反磨擦。不反,就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四、建立根据地,必须大力发展人民武装,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多多益善。
定远、半塔集自卫作战,挫败国民党反共挑衅。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皖东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以军令胁迫新四军将江北部队撤至江南;并采取了军事进逼手段。1940年3月,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的“进剿”计划,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命令国民党桂军第138师越过淮南路,以其先头部队配合地方顽军第10、第12游击纵队共6000余人,围攻驻合肥以北的新四军第4支队和驻定远东南的江北指挥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则积极调动兵力,准备向津浦路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进攻。
中共中央针对皖东形势,指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在淮南路以西应力求和缓与国民党桂军的矛盾,避免武装冲突;在淮南路以东对韩德勤部进犯应在有理有利的条件下,坚决迎击。据此,中原局命令江北指挥部作好自卫反击准备,并向桂系军队呼吁团结抗战,协商谈判,建议以淮南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但李品仙部置之不理,继续挟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进逼。江北指挥部决定利用李、韩之间派系矛盾和行动不一致的弱点,首先集中兵力于津浦路西,反击地方颃军,巩固路西阵地。3月4日至12日,新四军第4、第5支队和苏皖支队集中主力反击进犯大桥地区的顽军,乘胜攻克定远城,歼顽军第12、第10游击纵队各一部。为争取桂系军队团结抗战,新四军江北部队乘胜收兵,再度提议和谈。
正当新四军集中江北主力在津浦路西作战时,韩德勤部以其第117师、独立第6旅及地方保安旅共8个团的兵力,于3月21日开始围攻新四军第5支队驻地半塔集地区。新四军第5支队后方机关、教导大队、特务营及各团少量留守部队约千人,在当地自卫队配合下,同数倍于己的顽军奋战,坚守待援,赢得了时间。新四军挺纵主力一部从江都地区火速西援,27日于马集歼顽军独立第6旅一部,予韩部侧背以严重威胁。路西反顽胜利后,新四军第5支队主力及第4支队一部星夜兼程东援。韩部惧遭覆灭,仓皇后撤。新四军直迫三河南岸。
定远、半塔集自卫战的胜利,是新四军首次大规模反击顽军进攻的重大胜利,不仅粉碎顽军的无理挑衅,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而且也为坚持津浦路东、路西阵地,建设敌后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皖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新四军反顽斗争的胜利,使皖东地区磨擦暂趋缓和。在中原局领导下,新四军驻皖东各部队积极协助中共地方组织,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工作。5月初调整了中共津浦路东、路西两个省委力量,各地普遍建立了中共基层组织,独立自主地委派了路东8县(盱哈、嘉山、天长、来安、六合、仪征、高邮、宝应)、路西5县(定远、滁县、凤阳、全椒、和县)的县长,成立了区乡政府,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按“三三制”原则(1)吸收开明士绅和部分进步的旧政府人员参加各级政权机关工作。5月底6月初,日伪先后从滁县、明光出动5000余兵力,对路东、路西进行“扫荡”,一部占领定远县城,进犯藕塘;一部侵占来安并周家岗、全椒一线,均被新四军第4、第5支队击退。6月底,平定了韩德勤挑动的路东反动地主武装暴乱,平息了各地匪徒的骚乱,成立了津浦路东、路西两个联防司令部。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主力部队地方化方针,新四军以营为单位到各县帮助建立地方武装,相继成立了县大队、区中队。到8月底,全区脱产的县区武装已经发展到9000余人,不脱产的人民自卫军发展到近10万人。各地还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使人民生活得到了初步改善,农、工、青、妇等抗日群众团体很快建立和健全起来。9月,日军抽调江南的第15、第17师团及伪江浙皖绥靖军等部万余人,向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动员全体党政军民保卫根据地,坚决粉碎敌人的进攻。第4支队一部留守路西,一部在路东分散游击;已进入淮宝区的第5支队一部返回路东打击敌人,一部在外线积极策应,牵制日军。经12天战斗,第4、第5支队进行大小战斗65次,毙伤日伪军近600名,保卫了根据地。到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运河以西、长江以北、淮南路以东、淮河以南的大片地区。皖东根据地的建设工作,对整个华中地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豫皖苏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在彭雪枫的领导下,新四军第6支队协助地方大刀阔斧地展开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建设,先后建立了豫皖苏边联防办事处和萧县、永城、夏邑、宿县四县政权,以及宿南、涡北、亳北办事处,睢(县)杞(县)太(康)地区亦部分建立了政权。这些政权机构都吸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开明士绅参加。各种抗日群众团体随之纷纷组成,普遍建立和健全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地方武装、经济工作、文化教育事业也逐步发展起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部队有了经费来源,迅速扭转了过去供应困难的局面。徐州地区的日军第21师团,为维护占领区的交通和安全,从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连续3次对萧永宿地区进行“扫荡”,均被粉碎。3月底,日军又纠集3000余人实行报复性“扫荡”,3路合击永城以北的山城集。新四军第6支队第1、第3总队及地方武装在芒砀山地区与敌展开血战,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伤日伪军300余名。第1总队总队长鲁雨亭等200余人壮烈牺牲。此后,第6支队又相继击退日军对涡阳新兴集、宿怀蒙新区等地的进攻。
皖东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1940年2月,由于八路军、新四军与国民党安徽省第6行政区专员盛子瑾建立了良好的统一战线关系,皖东北抗日斗争有较大发展。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对盛子瑾产生疑忌,派第14游击纵队司令马馨亭率千余武装进到泗县地区,企图取盛以代。中共苏皖边区军政委员会应盛子瑾请求,给以援助,派新四军第6支队第4总队一部、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与盛子瑾的守备部队协同将马馨亭部击退。不久,盛子瑾受到国民党安徽省当局的通缉,率部南去,皖东北基本成为共产党控制区,组成了皖东北军政促进委员会,并着手建立专区和县的抗日民主政权,首先委派陈国栋任泗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又委派泗南、灵壁等县县长和泗宿、淮泗等地办事处主任。1940年5月,刘少奇抵达皖东北,亲自指挥新四军、八路军一部打退日军“扫荡”和苏北韩德勤部的趁火打劫,并指导皖东北根据地建设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
新四军、八路军协力开辟的豫皖苏边、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至1940年下半年,已扩展到运河以西,陇海路以南,亳县、涡阳以东,淮河以北地区,以及津浦路东的明光、五河、泗县之间大片地区,有力地推动了淮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豫鄂边区根据地的建设。1939年9月,中原局提出,豫鄂边区党委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新四军扩大与巩固,创建豫南、鄂东、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11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组建后,在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领导下,协同中共豫鄂边区委积极进行各项根据地建设工作。普遍建立了农、青、妇等救国团体,各县都建立了县大队、区中队,民兵已发展到8万余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李先念部力争鄂中,鄂东,坚决建立政权,建立根据地,扩大军队至3万以上”的指示,1940年2月,李先念率部南渡襄河(襄樊至武汉间的汉水别称),进逼汉阳,并于侏儒山歼灭伪军120余人,致使武汉日军戒严3天。同月,豫鄂挺进纵队曾向平汉路东发展,开辟了大、小悟山根据地。3月,成立豫鄂边区宪政促进会,此后,陆续有9个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6月初,由于国民党军大举进逼,挺进纵队被迫放弃大、小悟山地区,转兵西进,开辟随南,向大洪山发展,接着又开拓了天门以西和襄河以西的部分地区。9月,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了豫鄂边区第一次军政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产生了豫鄂边区军政联合办事处。这标志着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已初步建成。
豫鄂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一个远离军部领导机关的战略区,是战胜日军长期分割,粉碎日伪与顽军夹击,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下逐步建立起来的。它直接威胁着日军盘踞的华中重镇武汉,成为连接华北、华南的战略枢纽。
1940年6月以后,日军在不到4个月时间里,先后纠集4000余兵力,3次向坪坝发动疯狂进攻。豫鄂挺进纵队为保卫安(陆)京(山)随(县)抗日根据地,控制鄂中、展开坪坝保卫战,杀伤日军400余名,打破了日军重建坪坝据点的计划。接着又击退敌人对天(门)汉(川)、京(山)应(城)、云(梦)孝(感)等根据地的进攻。在新四军军事威力震慑和内线工作的配合争取下,汉阳伪军两个旅于8月13日反正,参加新四军抗日。新四军在豫鄂地区这两年多的战斗中,共对日伪作战280余次,歼日伪军1.4万余人,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多次进攻,创建了鄂中、鄂东和豫南抗日根据地,豫鄂挺进纵队已发展到1.5万余人,民兵自卫队10万人。活动范围遍及襄河两岸、长江南北广大地区。1940年5月5日中共中央指出:“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坚持。1940年4月,谭震林奉命进入东路主持工作。5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江抗西撤后留在东路的部队和地方武装。到这年10月,东路部队已发展到7个支队2000余人。新四军苏南主力北渡以后,留下的第4团、新3团和地方武装共约3000余人,均属第2支队领导,由司令员罗忠毅、副司令员兼政治部主任廖海涛指挥,坚持西路地区的抗日斗争。苏南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牵制了沿江日军的力量,积极支援和保障了发展苏北的斗争。
坚持皖南阵地。1910年4月下旬,日军为攻取青阳,夺占产米区,调动第15、第17、第116师团等部万余兵力,在飞机配合下,展开大规模“扫荡”新四军皖南部队协同友军作战,经过父子岭、何家湾伏击战,马家坝、九郎庙等处的运动防御战,歼敌近900名,挫败了敌人的进攻。10月上旬,日军再次调动万余兵力“扫荡”皖南,进攻铜陵、繁昌、南陵地区,一路5000余人猛扑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新四军一部在吕山、东山、大岭、枫坑等地与敌恶战,毙伤日军数百名,保卫了云岭。敌遭打击后向泾县城窜犯,国民党驻军不战而逃。叶挺指挥部队渡过青江追击敌人,9日光复泾县城。此次作战历时7天,杀伤敌人近3000名。新四军的胜利震动大江南北,蒋介石致电嘉勉,日军则惊呼日军则惊呼大出意料。
1940年,新四军在地方部队和人民自卫武装配合下,与敌作战1600余次,粉碎敌人大规模的频繁“扫荡”,毙伤日伪军2.3万余名,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保卫了抗日根据地,保障了根据地内各项建设的开展。在日军“扫荡”新四军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常常伺机向新四军发动进攻,制造磨擦。新四军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原则,予顽军以回击,从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了华中敌后的抗日斗争。(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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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于《新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这是我们曾经儿时排着队唱的歌,这歌声,歌词所透射出来的“爱祖国,爱人民” 在当今这个时代是何等的重要,歌声,歌词可以播下爱国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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