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简史（一）

金胜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一、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

新四军诞生

(一)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形势，

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战略任务转变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中国，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侵占东北三省、又向华北步步进逼。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面对日军蓄意制造的侵略挑衅，中国驻卢沟桥守军忍无可忍，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在事变的第二天，即向全国发出通电：再次要求“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建筑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实行全民族的抗战。同一天，中国工农红军将领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表示决心“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红军全体将士通电全国，请缨杀敌。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共产党关于发动全民族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主张，以及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撤销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7月17日，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在庐山再次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举行会谈，中共代表提议以“国共合作宣言”作为政治基础，尽速发动全国的抗战。

卢沟桥前线打响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命令部队就地抵抗，并向华北前线增派军队。由于日军急剧扩大进攻，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对日作战，民族资产阶级倾向抗日，国民党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也“憬悟于亡国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要求当权集团转变对日政策，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努力提倡并坚决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而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称；“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又表白：“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而且在行动上只是由政府和军队抗战，并未广泛动员全国人民起来共同抗战。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一再提出要动员全国军民，“实行全面对日抵抗”。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提出实行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实行全国军队，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八项办法。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全国抗日战争指明了正确方向。

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一面放出“不扩大”、“就地解决”的烟幕，一面加紧向华北增兵，部署全面侵华战争，29日攻占北平，30日占领天津。接着，日军调集兵力，分头向河北、山西、山东、绥远进攻，企图迅速占领华北全境；同时又策划在华东作战，企图侵占京、沪、杭地区，控制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中心，摧毁国民党的指挥中枢，以达到南呼北应，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的目的。集结于上海附近海面的日军军舰及陆战队，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在上海发动了八一三事变，全面侵华战争进一步升级。8月15日，日本政府公布《帝国政府声明》，扔掉了所谓“不扩大”的假面具，公开抛出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方针，并决定编组上海派遣军。8月23日，日军两个师团在吴淞、川沙登陆。8月25日，日本海军又宣布对中国海岸实行封锁，切断中国与英、美、法等国的海上联系。

日军对上海地区的进攻，不但直接威胁着国民党长期经营的统治中心，而且损害了英、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英、美等国对中国抗战表示了某种同情，对日本侵华作了某些谴责。在大敌当前的严重形势下，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国运动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迫于多方面的因素，国民党当权集团的政策有了进一步转变。8月l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要“实行天赋之自卫权”15日，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调集精锐部队保卫上海。国民党对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态度也趋向积极。8月l9日，两党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红军改编命令，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又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第18集团军）。9月22日，国民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于次日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至此，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进一步确定全面抗战的纲领和政策，争取抗战胜利，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指出：中国已由抗战准备阶段，进入实行抗战阶段，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应否抗战的问题，而是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的问题，关键在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反对单纯依靠军队、政府的片面抗战路线。号召共产党员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大力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十大纲领全面地体现了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成为引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指针。

为了实现全面抗战路线，洛川会议确定八路军的战略任务是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议特别强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根据洛川会议精神，中共中央一面下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一面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再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建议。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实行所谓“北和南剿”的方针，对红军主力停止了军事进攻，对坚持在湘、赣、闽、浙、鄂、豫、皖、粤8省广大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则先后调集40多个正规师、60多个保安团，实行“搜剿”、“迫剿”、“堵剿”。直至七七事变后，在南方的大规模“清剿”才陆续停止下来。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在新的条件下为执行共产党的路线而斗争。

在这前后，周恩来在参加第二次庐山国共谈判之后到达上海，会见了怀着强烈抗日救国热情刚从澳门回到上海的叶挺，请叶挺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以便在日军占领区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叶挺接受委托，并在淞沪战役正在进行之际，向蒋介石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一个军的建议。被誉为“北伐名将”的叶挺，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以后，流亡海外，这时已不是共产党员，由他出面主持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易为国民党所接受。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4军军长。10月6日又电告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由叶挺调用。10月12日，熊式辉转发了蒋介石6日电报。从1939年新四军成立两周年起，新四军领导人一致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接着，国共两党就改编部队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经费等问题，于1937年10月至12月，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了多次交涉。

在编制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1个军，军以下不设师、旅，军部直辖4个游击支队，每个支队设两个团，隶属八路军。国民党当局同意这个方案，但不同意新四军由八路军总部指挥，最后确定隶属于国民党第3战区，第4支队则由国民党第5战区管辖。

在干部配备问题上，共产党坚决拒绝由国民党派人到支队和团营担任军职。经多次商谈，直到1938年1月上旬，国民党才核准共产党提出的支队以上干部名单。

在薪饷和装备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和国民党部队同等待遇。国民党推说中央经费、武器困难，新四军的经费要从地方财政解决，不发武器弹药。后经周恩来和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谈判，商定新四军的薪饷、装备稍次于国民党部队。

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前后，南方各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先后与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了谈判。一些懂得民族大义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是支持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但也有一些国民党军政当局没有诚意，妄图通过政洽谈判达到军事“清剿”所未能达到的目的，因此，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谈判合作抗日，实行战略任务转变，斗争极其激烈。一些国民党地方当局或以“谈判”掩护其军事进攻，图谋吞并红军游击队:或提出苛刻条件，企图把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赶出游击区；或以官禄作引诱，挑拨离间，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分化瓦解；或设置圈套，诱骗红军游击队下山，聚而歼之。由何鸣领导的闽粤边红军游击队，经与国民党军谈判，改编为粤军保安独立大队后，被诱骗下山，驻进漳浦县城。1937年7月16日，国民党当局假借训练，预设伏兵，解除了这支红军游击队近干人的武装，制造了震动整个南方游击区的“漳浦事件”即“何鸣事件”。

鉴于“漳浦事件”及类似情况，中共中央指示与国民党谈判的张云逸、林伯渠、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要求归还人枪；同时指示各红军游击队在谈判中要提高政治警惕，防止国民党的挑衅、进攻和收买、分化。10月1日，中共中央又下达了关于南方各游击队集中改编方针的指示，规定在游击队集中前，“须由中央派人传达方针”；集中后部队的领导指挥等，“国民党不得干涉，不得插入任何人”。

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先后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在这些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如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绝对领导权，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扎”或“独立地靠山近水扎营盘”等办法，以防意外。谈判期间，国民党地方当局恶意散布“共产党投降了，红军被收编了”等谰言。经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代表据理力争，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把“投诚”改为“接洽”，把“收编”换成“改编”。

为了顺利实现战略任务的转变，南方各红军游击队还在内部进行了极为艰巨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当时有些红军游击队战士，对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解不深，认为和国民党讲统一战线，就是向国民党投降；和蒋介石合作，就是跟虎狼合作，因而不愿停止土地革命，不愿下山改编。也有个别游击队领导人在同国民党谈判改编时，接受了国民党派来的官员。针对以上情况，红军游击队普遍进行了抗战形势的教育。项英、陈毅、曾山、张云逸等分赴各游击队，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项英还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和党的路线》一文，散发给游击队干部战士学习。经过一系列的思想教育和细致工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步为红军战士所理解，联蒋抗日的方针逐步为红军战士所接受。

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转变，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伟大胸怀，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新四军的诞生作了准备。（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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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