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贡献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解放。历史性巨变，让这个城市承担了特殊的使命，具有了特殊的地位。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三年半的时间里，哈尔滨成为东北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一度被誉为北方的“小延安”，成为中国东北最有热度的城市，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 哈尔滨成为中共在东北的政治中心

1945年11月16日，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从沈阳到达哈尔滨市，成立北满分局，并任书记，委员中的高岗、张闻天都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满分局机关设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6号。统一领导松江、合江、嫩江、黑龙江、绥宁（牡丹江）5个省及哈尔滨市的党组织。

1946年4月28日，哈尔滨获得解放，成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被誉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民主联军部队应哈尔滨市各界人民吁请进驻哈尔滨市，北满分局、北满军区、松江省工委、松江军区机关进驻哈尔滨。5月5日，松江省政府在哈尔滨市成立，抗联名将冯仲云任松江省政府主席。5月25日，松江省委驻地设在了哈尔滨。

7月16日，哈尔滨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参议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基础上的团结精神，在18位驻会委员中仅有3名中共党员。社会各界给予高度评价，当时的《东北日报》曾载文指出：“虽然全市人民以最大热望付予他们，他们仍绝对坚持与党外人士民主合作的原则，不肯多占席位。这和国民党包办独裁的作法实有天壤之别。”哈尔滨临时参议会的成立，在哈尔滨民主政治建设史上是新的一页，是民主政治的先声，为今后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奠定了基础。

8月7日，东北各省代表联席会议在哈尔滨召开，通过了建设民主新东北的根本大法——《各省市（特别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8月12日，确定各省市（特别市）联合办事处行政委员会为东北最高行政机关，这是代表中央对东北地区进行管理的民主政权。

1948年8月1日，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来自蒋管区各城市和各解放区的504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哈尔滨为这次大会的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是一次全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也是一次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夺取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大会。这次会议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标志着长期处于分割状态的中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新实现了团结统一。

哈尔滨作为全国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成为中央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首选地。从1948年9月到11月，先后有三批民主人士克服千难万险，由香港来到哈尔滨。中共中央东北局的高岗、李富春、张闻天、林枫等代表中共中央先后同沈钧儒、谭平山、王绍鏊、蔡廷锴、章伯钧、高崇民、朱学范和李德全等著名民主人士进行协商，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这份文件得到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批准，是筹备新政协活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也是多党合作产生的第一份重要文件，哈尔滨因此还被称为新中国新政协的起锚地。

哈尔滨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大中城市的第一块试验田，在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中积累许多成功经验，为我党工作重心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及早期城市工作方针、政策和路线的形成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哈尔滨在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及土地改革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也为新中国其他陆续解放城市提供了示范。

二、哈尔滨成为中共在东北的军事指挥中心

有人说：三年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两种命运、两个前途大决战最激烈、最精彩的一幕。“在解放战争中，主要战场是东北、华北、中原、华东、西北，其中人民军队在东北战场取得的胜利对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北主战场取胜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哈尔滨的解放。1946年5月22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进入哈尔滨市，驻址设在现哈尔滨铁路局。后为便于指挥战斗，以林彪为司令员的东北民主联军前线指挥部由哈尔滨市移驻40公里外的松江省双城县，东北局和“后方指挥部”仍设在哈尔滨，由彭真、高岗等具体负责。7月3日至11日，改组后的东北局在当时北满根据地的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陈郁、肖劲光、万毅、吕正操、古大存，共19人。其中高岗、陈云、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至此，辽沈战役的前线指挥班底全部到达哈尔滨。

1948年末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军区领导机关迁往沈阳市。我党在东北的军事指挥中心也由哈尔滨变为沈阳。

三、哈尔滨成为东北革命文化的摇篮

 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就从延安鲁艺、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解放区选派一大批文学艺术家和文艺领导干部，随军挺进东北，先后聚集哈尔滨等各大、中城市，协助党政军建立东北根据地，接收敌伪文化设施，发动群众，配合革命和建设事业开展群众的革命新文艺运动。先后到达哈尔滨的有戏剧家张庚、张水华、塞克、王大化、李之华、王家乙、张守维等；音乐家吕骥、马可、李劫夫、白韦等；美术家王曼硕、华君武、古元等；作家、诗人和文学翻译家萧军、舒群、张松如、周立波、金人等；随军记者刘白羽、华山等100余人，这支文艺队伍包括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表演等各方面的文艺干部。

作家刘白羽住在《东北日报》社，也就是现在的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2号。他创作的大量作品刊登在《东北日报》上。几乎同一时间，38岁的作家周立波也来到今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茂屯（后改称元宝屯），体验农民分得地主土地后的生活，创作长篇小说《暴风骤雨》。

东北文艺工作团后来又分出四个团，排演了大型歌剧《牢笼计》《血债》及中小型歌舞节目20余部，深得哈尔滨市民、东北民主联军官兵的喜爱。1948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哈尔滨三十六棚实地拍摄了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该片讲述了哈尔滨铁路工厂的工人们为支援解放战争，修复被战争破坏的松花江铁路大桥无私奉献的故事。《桥》的演员班底中还有后来人们非常熟悉的电影艺术家王家乙、吕班、陈强、于洋。哈尔滨为全国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了开展文化建设的经验。

四、哈尔滨成为支援解放战争的大后方

1946年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我党发出抢占东北的号令后，调往东北的数十万大军，迫切需要解决棉装、武器问题。作为我党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支援前线的历史责任自然而然地扛在了哈尔滨的肩头。哈尔滨当之无愧地成为解放战争可靠的大后方。

实际上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民主联军90万干部战士所用的军粮、被服、鞋帽、武器弹药，主要靠哈尔滨市供应制造。“一切为了前线，一切支援前线”成为东北局和地方党与政府最重要的工作。哈尔滨特别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民在反奸剿匪、土地改革、发展生产、改造社会、恢复公共事业的同时，打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支前战役。

1947—1949年，哈市共组织生产了数以万计、几十万计的单军服、棉军服、棉皮帽、棉大衣、棉手套、棉袜子、棉皮鞋、棉被、夹皮鞋、胶鞋。作家刘白羽在他的一篇报道中就曾描述当时哈尔滨的繁忙支前景象，说电线杆子上都挂着棉絮。还生产了六〇炮、六〇炮弹、爆破筒等大量武器弹药。市委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履行战时勤务。解放战争的三年，共有2.3万名青年人参军，占全市适龄青年的23%。参加战勤运输车夫、支前汽车司机、担架民工近万人，全市共动员财力40.13亿元（东北币）。

解放战争期间，哈尔滨市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千难万险，缩紧开支，节约生产，“要钱给钱，要物出物，要人有人”，解放军打到哪里，拥军支前工作就做到哪里，真正起到了后方根据地的作用，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五、哈尔滨成为外国友人关注的地方

 1946年，一些对东北解放区非常感兴趣的外国记者来到哈尔滨进行专门采访、报道。其中有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师扎马诺夫、美国纽约新闻通讯社记者伯克女士、联总通讯员卡特丽女士、海外新闻社丽玛汀女士和美国工人日报记者陈依范先生。英国《工人日报》进步记者阿兰·魏宁顿还成为蒋南翔创办的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授课者之一。国际友人的到访，为世界了解中国、了解东北解放区、了解新解放的哈尔滨打开了一扇窗户。   

六、哈尔滨成为起义投诚被俘的前国民党军官的再生地

辽沈战役期间，国民党军队官兵大批起义和投诚，为加快对他们进行改造，东北军区成立哈市解放军官教导团。

起义滇军民主同盟军第一军军长潘朔端、副军长郑祖志、一八四师师长魏英，滇军第三军军长张冲，在长春起义的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以及在长春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第一兵团参谋长杨友梅、第七军军长李鸿等将校级以上军官和在锦州战役中被我军俘获的国民党上将范汉杰、冀察热辽区副司令贺奎鲜中将等都曾在这里接受改造。

哈尔滨之行，无论对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国民党军官来说，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他们的思想改造起了重要的作用。后来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脱下了国民党军装，归入我军编制，成为人民解放军。哈尔滨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一个改造前国民党高官灵魂的再生之地。为改造淮海、平津战役中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士兵提供了借鉴经验。

1946—1949年的哈尔滨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在70多年前走过的一段历程，虽只有三年，但这是镌刻在共和国历史画卷上的三年，是哈尔滨人民回忆起来心潮澎湃的三年，更是无上荣耀的三年。

哈尔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时期，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党的领导不断加强，经济持续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进步，城市欣欣向荣，哈尔滨的现在值得奉献！哈尔滨的未来值得期待！

习近平同志强调：“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让我们铭记“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不忘史志工作者的初心，履行好“秉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的职责，为党和国家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把历史的智慧告诉世人。

（作者：李春华，中共哈尔滨市委史志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