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传》作者温镜湖：把被埋没的史实披露出来

　　1991年9月和11月，为编写《粟裕传》作准备，我与朱楹同志一起采访严振衡同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连续19次80多小时的访谈中，他不用讲稿，出口成章，侃侃而谈，国内外形势，战略战役决策，战场斗智斗勇，时间地点，言谈举止，史实条理清晰，人物栩栩如生。如实记录下来，就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文章。我们叹服他超强的记忆力，更佩服他深邃的思想和绚丽的文采。强将手下无弱兵。在一代名将粟裕身边，有这样智勇双全、胆识兼备的人才，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绝非偶然。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我们亲自听他讲过的。此次重读，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又见他卓越超群、可歌可泣的传奇一生，是一次难得的精神享受。读后百感交集……

　　严振衡是在“皖南事变”后的艰难岁月里来到粟裕身边的，先后担任新四军第一师、苏浙军区、华中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部侦察科长、作战科长，与粟裕一起度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参与战役决策和战场指挥，并且受粟裕派遣独立执行侦察、作战、和谈等任务，是粟裕称赞为“机灵精”的得力参谋和助手。他的回忆录，如实记述了在粟裕身边的战斗岁月，既有事件、人物的生动记述，又有决策、指挥的理性思考，仿佛引导读者进入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亲身体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过程。正如徐焰在序言中指出的，他的回忆录“不是简单的感恩式的颂扬或流水账式的记述”，而是“栩栩如生地勾画出那位名将是如何指挥一次次震惊全国的辉煌战役，是如何运筹、如何思索、如何下决心”的，使人们“看到一个鲜活的名将形象”，而且“在对历史细节的追忆中伴随着许多理性思索，这些反映历史规律性的思索比记述本身更有价值”，使我们“从经验概括中得出不少有益的启示”。

　　 严振衡以亲身体验告诉我们，粟裕与一般战将不同，既能驰骋疆场出奇制胜，又能运筹帷幄驾驭战局，既有赫赫战功，又有理论建树，更有高尚品德，是中国以致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军事奇才。

 　　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特别是担任苏中区、苏浙区主要领导人期间，粟裕面对苏浙特殊的战略地位，奇妙处理敌我友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冲破“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根据地已不可能”的认识误区，在苏中水网地带和日伪统治的腹心地区，成功开辟并坚持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并且在战略相持阶段提前实行局部地区的战略反攻，在车桥和天目山战役中提前实现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对新四军第一师和苏中区给予“四个最”的高度评价，说：“我一师几年来的工作是获得了最大的成绩，在抗战中建立了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民主人士邹韬奋实地考察苏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后说：我在这里看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看到了新中国的光明。

　　1945年天目山战役以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预言：粟裕同志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严振衡回忆跟随粟裕与日伪军作战的亲身经历，充满深情地说：“粟师长不仅是打大仗、打胜仗的能手，更是游击战争的专家。他处变不惊，履险如夷，胆大心细，料事如神，早已是同志们心目中的偶像”。

　　1943年6月到10月，严振衡随粟裕到淮南新四军军部开会，历时3个月零12天，往返行程500余公里。去程走南路，经东台、兴化、江都、邵伯到淮南黄花塘，沿途视察苏中军区部队和抗大九分校师生；回程走北路，经淮安、宝应敌占区和接敌区，包括车桥、草甸等日伪军据点附近，对沿途地形、敌情进行实地勘察。严振衡说：“我当时疑问很多，但不便多问，也不好提意见，总往首长不放弃任何机会对自己辖区内或途径地区周围作调查研究这方面想。同时也深感此行重任在肩，为首长和部队的安全捏着一把汗。后来才明白，原来粟师长此举是为将来的一场大战作实地勘察，而这个战场竟会选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才真正认识到，粟裕同志真是个目光深远、深谋远虑、大智大勇的军事家。”要不要打这一仗，当时是有不同意见的。主持华中局工作的饶漱石说：还是不要打，打了会过分刺激日寇。

　　粟裕考虑再三，认为机不可失，毅然召开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领导人会议，提出发起车桥战役的建议。他分析苏中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车桥地区的战略地位，提出了一个重要论点，即“在战略相持阶段，争取有利时机，推进局部的战略反攻”。“车桥之战有许多独到之处。我们集中5个团作战，这已不是游击战，是真正的运动战”。此战歼灭日军465人、伪军483人，摧毁日伪军据点12处，解放纵横 50公里的广阔地区，打通了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战略区的联系，使苏中区机关部队有了相对稳定的整训地区，也是以后进军江南、转入反攻的重要基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面对战和交织的复杂形势，粟裕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展示了驾驭全局掌握未来的战略才能。当时，中共中央作出“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判断，一度考虑将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靠近南京的淮阴。受这种思想影响，华中局驻地淮安出现一股和平气氛。有人说，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实行军队国家化，枪杆子要收起来，靠政治斗争解决问题。将来听不到枪声了，如果听到枪声，可能是哪位同志走火了。

　　华中军区组织部负责人跟严振衡打招呼，说准备组建警卫营保卫党中央，让他担任营长。在当时的形势下，粟裕无论是对外发表谈话，还是内部报告，总是坚持两点论：一方面要看到，经过斗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局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可能一直打下去，直到打出一个新中国。现在，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我们也要用两手策略对付他，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粟裕对严振衡说：“跟蒋介石和不和得下来，这是中央掌握的。我们作为军人，就要想到，蒋介石这么大力量，即使消灭他几十万，是否能迫使他停战？不一定。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不仅要准备小打，还要准备大打，不仅准备短期打，还要准备长期打，甚至一直打下去，打出一个新中国。”

　　1946年3月6日，中共中央电示华中局、华北、晋冀鲁豫三地：“无论将来情况如何，我们均须精兵简政，”“你们三处兵额最大，负担极重，如何实行精简，应速定方针。我们意见，第一期精简三分之一，并于三月内完成。……取得经验，第二期再精简三分之一。”

　　严振衡说：“粟裕同志拿到这个电报发愁了：华中野战军一共不到五万人，第一期精简去一万多，第二期再精简一万多，还剩一万多。徐州周围敌人六七个军，新（浦）海（州）连（云港）方面还有两个军，津浦路南段和沿江地区敌人也有六七个军。蒋介石一翻脸，向我发动进攻，我一万多人怎么办？”当时国民党军也搞“整编”，把原来的军改为整编师，实际上人员、装备更加充实。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精简老弱，充实部队”，只精简老弱病残人员1017人，华中野战军则由4个纵队4万余人扩充为两个师、3个纵队共6万余人。同时扩大和加强地方武装6万余人，建立了支援前线和后勤保障系统，进行土地改革，及时完成军事力量的战略集结，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后来总结这一段的教训说：“今年一二月，以为蒋介石有办好事的模样，结果还是办了坏事。我们复员吃了亏，部队不充实，减少了民兵。”（《党的文献》1994年第4期）而在华中区、特别是粟裕直接领导下的苏中区，并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陈毅在1948年4月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说：“粟裕同志在苏中自卫战争开始时，坚持先搞土改，这是政治水平很高的表现。当时战争情况紧张，军事指挥员强调地方搞支前工作是很自然的，他反而注重土改，这是很好的。”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在每一个战略转折关头，粟裕都适时地推出关系战略全局的建议。这些建议，抓住了战略转折中的关键问题，符合解放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共中央军委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进行切合实际的战略指导，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举例来说，解放战争初期的战略方针，开始是有不同意见的。中共中央指令太行、山东、华中三区主力外线出击，指令粟裕、谭震林率领华中主力进军淮南，与陈毅、舒同率领的山东野战军配合，拿下徐州，占领蚌浦铁路线。

　　当时，三大战略区领导人都表示拥护，陈毅更是一再坚持“全军战略仍应向西向南”，集中兵力拿下徐州。粟裕则建议，华中野战军主力依靠苏中根据地内线歼敌，先在苏中打两仗，再转到淮南参加外线作战。严振衡说：“那时，粟裕同志很沉闷，带着铝制键脑器走过来，走过去，很少说话。我们知道大战临近，不敢打扰他。粟裕同志的压力，不是因为敌人有多强，而是从作战指导方针上应该怎么打。是内线歼敌，还是外线出击？战场选在什么地方？这是他考虑最多的一个问题。总体来看，兵力我们处于劣势，装备我们不如敌人。打到外线去，地方政权都在敌人手里，我们在蒋管区作战，根据地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开始我们可能打一些胜仗，但我们未必能保持优势，如果敌人搞我们的后方，根据地就会丧失。战场选在哪里，是个大问题。要发挥我们的长处，打击敌人的短处。只有消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才能实现和平。目前关键是打几个胜仗。他认为，只有把战场摆在苏中，才有打胜仗的可能。

　　粟裕同志这些想法，不好直截了当地向中央说，只能说在苏中打仗有什么优点，要求第一阶段先在苏中打两仗看看。”“解放战争初期，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制定‘战略防御、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有的是一个‘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那么，‘战略防御、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就是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了。毛主席批准了粟裕同志的建议。让他打两仗看看，摸摸敌人的情况。”后来又多次征求粟裕的意见，采纳粟裕的建议。

　　结果，打了个“七战七捷”。华中野战军以三万多人对国民党十二万多人，歼敌五万三千余人，歼敌数量为华野参战兵力的1.76倍。而主持山东、华中军事领导工作的陈毅，对于粟裕的建议，是持批评态度的。在苏中战役过程中，他在致华中局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也多次批评粟裕在苏中恋战迟迟不去淮南是不对的。

　　苏中战役以后，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毛泽东指令“战役指挥交给粟负责”，接连打了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仗越打越大越好。“

　　这时，毛主席下决心了。他说，现在不要考虑什么外线作战问题了，要以歼敌为原则，哪里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毛主席开始离开原来的外线作战的方针了。”“现在一些文章和战史不讲这些，好像我们党一贯正确，先知先觉。应该看到，正确的方针、路线，都是在实践中反复修正，才逐步完善，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

　　粟裕同志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中央指示，并对中央高度负责。他有意见就提出来，有建议也说出来，不怕担风险，保护党的利益。”可是在1958年对粟裕同志进行错误批判时，有人不顾事实妄加指责，说什么苏中战役“战役上是胜利的，战略上是错误的”，说粟裕“不坚决执行毛主席外线作战的战略方针，而是坚持在苏中内线打，反映了他的地方主意和闹独立性。”

 　　现在，距离那次采访将近20年了，严振衡同志依然栩栩如生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在我的采访记录里，有这样的记载：1991年9月23日，在连续15天的访谈之后，严振衡充满深情地对我们说：“粟司令像一支蜡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照亮了华东，……”

　　令人不平的是，在后来的日子里，有人却歪曲历史，……而把粟裕置于黑影里，把脏水往粟裕头上泼。现在，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蜡烛闪耀出自己的光辉。希望把这个意思写进粟裕传的导言里。”现在，《粟裕传》已经出版。在编写《粟裕传》过程中，我们始终记着他的嘱咐，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秉笔直书，把被歪曲的史实纠正过来，把被颠倒的是非颠倒过来，把被埋没的史实披露出来，使之成为《粟裕传》的一个突出特点。这是可以告慰严振衡同志的。（作者系《粟裕传》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