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相思  点点滴滴记心头

——记父亲吴纯仁的几件往事

我父亲吴纯仁生于1921年12月14日，于2010年1月30日逝世，今年将是他的百年诞辰。父亲作为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人，征战一生，留下了许多传奇。他一生当过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他的部队没去朝鲜，但他作为军事学院学员观摩团也去过朝鲜前线三个月，可以说他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有的兵都当过。作为父亲，他养育了我们，教育我们如何做个正直的人。虽然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们心中，他的一些往事，他的战友、同事、叔叔伯伯跟我们说的一些故事仍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我父亲小时在乡里读完了小学，那个年代就算有点文化了。由于家里再也无力供他上学了，为了能上学，父亲偷偷地去当了兵，从此进入了革命队伍。父亲打仗不怕死，但是作为有点文化的人，喜欢用脑子去打仗，特别是他担任指挥员后。1947年的东北战场，我父亲部队所在的阵地前，轰隆隆冲上来几辆坦克，当时我军的战士都没见过这玩意儿，枪炮打也打不掉，一些士兵就开始往回撤。这时我父亲带了一个班上去了。后来他跟我们说，当时他躲在墙角后观察，琢磨这东西能动是有人在里边驾驶，人是怎么进去的？能动是靠履带转，因此他告诉战士们上去掀盖子用手榴弹炸，用集束手榴弹炸履带，一举击毁敌三辆坦克，创造了东北我军首次步兵打坦克的战例，父亲也荣立大功。有军史爱好者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团级干部立大功者仅三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人。

战争年代，父亲参加了很多战斗，像四平的塔子山，辽沈战役的厉家窝棚这些恶仗，部队基本都是伤亡大半，而我父亲却毫发无损，打了一辈子仗，却没负过伤，许多老人（或他们的子女）都说我父亲是福将。这里边可能有运气成分，但是……。我曾听王庆林叔叔说过，你爸爸救过我，我也救过你爸爸两次。他说在厉家窝棚打仗时，你爸爸当团长，我是团部通信班的。团指挥所设在村里一户人家的地窖里。当你爸爸听到政委牺牲的消息时，急红了眼就要冲出去，我们在团指的几个人把他死死地摁在地上不让他出去，如果他出去，团部就没有领导了。这一仗，团政委团参谋长牺牲，副团长重伤。王叔叔说这一仗打的惨啊，3000人的大团下来的时候没几个人了。每当想起王叔叔说的话，总忍不住要掉眼泪。父亲的幸运实际上也是别人的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父亲喜欢看书学习，研究各国军事战例，凡事讲究理论与实际结合，既不因循守旧也不盲目唯新。父亲在南京高级军事学院学习时，在毕业考试中曾就模拟作战方案和任课苏联教官起了分歧。苏联教官对考试科目的答案坚持是应采用大规模机械化集团军进攻方式，这在当时是“苏联老大哥”的“高大上”意见，而父亲则认为模拟作战地区在江浙一带，该地区水网密布、夏季雨水密集道路泥泞，并不完全适合这种作战方略，应该机械化部队和轻装步兵灵活穿插相结合。这是因为抗战期间，父亲所在的部队是新四军三师七旅，作为新四军军部掌握的机动作战部队，长期在华东地区作战，熟悉当地的情况。父亲据理力争未果，苏联教官在该科目考核上给了父亲一个4分（5分制）。父亲其他考试科目均获满分，带着唯一一个“非满分”遗憾地毕业了。此后，该苏联教官离开中国前曾来看望父亲，期间对父亲说中国南方地区确实雨水很多。父亲点点头，就此不做多言，热情款待并送别了他。我们都好奇地问父亲为何不再和那个苏联人谈一下那个作战方案孰对孰错的事，哪怕是和他调笑一下那个冤枉的4分也好啊。父亲答：“事过境迁，得饶人处且饶人”。

曾采访过200多位开国将军的著名军事记者吴东峰曾对我说过，有次他去采访魏佑铸将军，采访结束后，魏将军主动说，你应该去采访吴纯仁，这个人会打仗，并热情地为他联系我父亲。在战争年代，我父亲18岁当连指导员，他说起初看到一群胡子拉碴的老兵跟着他，还心里打鼓，但我父亲有文化，枪打的准，善于做工作，很快这帮老兵都服他了。后来父亲由营教导员转任营长，开始了他一生的军事生涯。由于能打仗，所以他在部队担任正职主官时，就主管全面军事工作，担任副职领导时，就分管作战、训练。一次听一位60年代在55军红一团的老兵讲，大概是64、65年的事，那次红一团按训练计划连续几天在广西大山里长途急行军，最后一天的晚上，奔袭50多公里，随即展开团进攻演习。那次训练演习把我们累惨了，但是锻炼也很大，你父亲一直跟着部队，最后在全团大会上，你父亲讲的一句话让我记住了一辈子：我们宁愿在平时训练时把红一团练垮，也不愿意看到战时红一团被打垮！还有的军机关参谋人员回忆，这次的训练计划书是由我父亲亲自起草报广州军区审批的。后来广州军区还将这个公文评为优秀公文，与其他一些优秀公文一起向全军区部队通报表彰。这里可以说一般的参谋人员设想不出这样高强难度的训练方案，而我父亲的老部队红四团，当年长征时受领飞夺泸定桥任务，在大渡河边崎岖的山路上创造过一昼夜行军240里的纪录。我父亲后来在这个团当团长参加辽沈战役时，曾经两夜一天强行军250里，到了黑山县励家窝棚一带与敌军遭遇，马上投入战斗。我父亲有这样的战斗经历，才能制定出这样高难强度的训练方案。

1979年暑假，我回到家里。这时父亲已从广州调到福州，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刚刚打完。在饭后散步中，我和父亲聊起了这次作战，向他讲述了一些传闻，据说55军在这次作战中表现的为全军参战部队中最好的，其中哪个师打哪里，哪个团打的如何，都打得很好，父亲只说了一句：那当然，我们训练搞得好。其实我想父亲从军内通报上应该早就清楚了。父亲曾在55军工作过四年多，担任第一副军长（军长为国军起义将领陈明仁），主持全面工作。说起55军，原来是陈明仁的起义部队，虽经多次改编，但因成立较晚，部队大多比较新，给人的印象是在原广州军区所属野战军中二三流的部队。我父亲的强项就是抓训练，在其他领导的支持协助下和后续领导不断的努力下，把55军打造成一只强力军，最终一战成名。这也说明训练能出战斗力。

我父亲对曾经工作过的老部队，共同战斗、工作过的老人都很有感情。60年代初，他任海南军区领导时，他的老部队就要调出海南。在送别老部队的干部大会上，我父亲讲到了这支部队的光荣传统，讲到一起打的仗，希望这支部队越走越好，讲到动情处，台下一片哭声，很多人都是从苏北、东北一起打下来的生死兄弟。文革期间，一些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被送到干校学习班这些地方劳动改造，当时我父亲还有幸能够工作，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了一些同志。“这个人能打仗”，“那个人会带兵”，后来听一些前辈（或他们的子女）跟我们说，我父亲就是用这些个说法，把一些老人给捞出来了，重新安排了工作。许多受他帮助过的老人都对他心存感激。

2010年，我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电话本上的名字，我们给他各地的战友打电话报丧。在给天津他的一位战友电话中，我刚说了我的父亲昨天去世了，对方啊的一声，慢慢的，电话中传来哭声，“吴团长去世了？！我和他一起打坦克的，他怎么先走了？！”我说：叔叔，你是跟我爸爸一起打坦克的吗？是，他带我们打的坦克，这仗打的多好啊！叔叔说我跟你爸爸一直写信，每年春节都互发一个明信片问候，今年发不了了。电话中叔叔一直在哭，我唯有不断地安慰他，请他保重，自己也泪流满面。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至今仍不断的听到他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或子女跟我们讲他的故事，记忆深处仍不断的翻出和父亲的往事，父亲的百年诞辰就要到了，我想在我们记忆的花海中摘取几朵献给亲爱的父亲。

                           吴纯仁子女  吴晓春等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