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综述

王金鑫    王骅书

        摘要: 新四军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遵循首席专家与项目组成员共同商定的采访提纲，大致依照：籍贯与姓名，参军入伍和士兵来源，武器装备与军装伙食，宿营与理发，入党、文化程度与学习，婚姻及与家人的联系，对于八路军，国军、伪军的认识，情报的侦察与传递，战役战斗和遗体安葬，军民关系，军队纪律和训练，宣传和文艺演出等十二个方面内容入户访谈，旨在合乎口述史规范，从微现史学的角度展现军人个体在抗战洪流中的所思所见所为，补充宏大叙事的不足，还原抗战生活的丰富多面。寻访过程告诉我们，老战士们过去几十年已络绎“归队”，在世老兵资源宝贵，口述史的采集与发表虽然过程繁难，但意义重大不可或缺。

        2015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抓紧组织开展实地考察和寻访，尽量掌握第一手资料”。“国家社科基金、出版基金要把抗战研究纳入重点资助范围，加大支持力度。”同年11月，国家社科规划办为积极推动抗战老兵口述调查工作，设立了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南京师范大学《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获准立项。该课题由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担任首席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盐城师范学院新四军研究所(院)等机构共同参与。

        2016年3月5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抗日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项目批准号:15ZDB045)在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正式开题。盐城师范学院新四军研究所负责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史资料抢救整理子课题，所长王骅书教授担任课题负责人。自开题以来，在南师大抗战研究中心、南京民抗馆、新四军纪念馆、新四军三师八旅纪念馆等协作单位的帮助下，新四军课题组先后走访300多位新四军老战士，掌握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合肥、扬州、盐城、滁州、淮安等地600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口述资料。这些为数众多的新四军老战士们通过口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既丰富了历史的细节。也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他们讲述的内容涉及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统一战线、经济金融、民运民生、文化卫生、情报交通、文艺创作等各个方面，许多史实不为文献所记载，但对了解人民军队的发展、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和抗战时期中国社会面貌的还原，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籍贯与姓名

        通过对众多地区老战士的走访，我们发现新四军老战士的原籍以江苏、安徽和湖北为主，遍及浙江、上海、河南、江西、山东等城乡地区。关于姓名，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发现很多老战士都有小名、曾用名，改名的现象很普遍，许多人有两个名字，老战士孙彪甚至有五个名字之多。

        不少老战士在家中都有自己的小名，主要是出于简单好记和吉祥的目的，具体小名叫什么，则根据家中的排行、良好的寓意、地方语言习惯和个人特点等取名。改名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之所以改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参加新四军怕敌人报复家人而改名换姓;二是到了部队以后由首长或战友改成了更有寓意的名字;三是在姓名登记的时候，因口音问题登记错误，主要发生在新兵姓名登记和负伤住院姓名登记的时候;四是因工作特殊性的需要，如从事情报侦察和传递这些重要而特殊的工作而改名。许多老战士改过后的姓名伴随了自己的一生。

        二、参军入伍和士兵来源

        通过对300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走访，从军的意愿来看，几乎所有的老战士都是出于自愿参加新四军，不少人先后两次参加新四军，当然也有个例，在所有走访的老战士中只有两位是以类似于拉壮丁的形式迫使其参加了新四军。一位是高成明，在集镇上被以服兵役的名义强行押解到部队，参加了地方的游击队;另一位蒋云海，是在日伪“扫荡”时，放牛回家路上，被疑是汉奸捆走，后参加了地方独立团，可以肯定，这种强迫参军的概率还不到1%，从参军的动因来看，80％-90％的人主要是出于生计所迫，为了有饭吃活下去，为摆脱沉重的家庭困境，参加新四军;有些出于国仇家恨和险恶环境所迫，毅然参加新四军;还有一部分人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抱着有所作为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而参加新四军;当然，很多时候上述情况是兼而有之的。

        从参军的形式来看，包括经村干部动员骑着马或驴、戴着大红花被直接送进部队；经村干部动员集中至参军动员大会，通过“跳台”参军(自己登上主席台表明参军的愿望)而后集中分配至各部队;经父母同意或独自离家出走找到新四军部队要求参军;父母亲人是新四军或地下党被直接带入部队;部队驻扎或经过自己的家乡时受到感染而入伍。参军后给家庭带来的影响:主要有减轻了家庭的负担，劳动由村里组织人员代耕代种，家庭地位提高，家人受人尊敬，妻子兄弟姐妹在上学和入党方面获得优先权和持殊关照等等。另一方面，参军离家加重了亲人的心理负担和牵挂，因随时可能接到本人负伤和阵亡的消息而担忧，不少老战士忆及父母哭瞎双眼和英年早逝的情况。

        从新四军来源的成分看，主要有抗战前的红军将士，奉命南下华中的八路军将士、自发组建的抗日游击队战士，无地少地的佃农和贫农子弟、生活相对较好的中农子弟、地主富农家的帮工、四处乞讨的乞丐、有一定文化的学生、开明地主和商人的子女、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的知识青年和工人、革命烈士的子女、投诚的国民党士兵，被俘的伪军士兵等等，正是这些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构成了历史上的新四军。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自进入新四军这个熔炉，接受思想教育，从事上级分派的工作，参加对日伪战斗，其个人尊严感与生活目标很快就发生了积极的变化，自觉和不自觉地拥有了人民军队一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没有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影响和引导了他们今后的人生历程。

        三、武器装备和军装

        通过大量新四军老战士的口述，可以发现新四军的武器装备是十分简陋的。新兵入伍得到的武器往往是一支步枪、三发子弹、几颗手榴弹(1至5颗不等)。但很多时候无枪可发，只有大刀、长矛和手榴弹，甚至只有手榴弹，枪要靠在战斗中的缴获。老战士范正国回忆，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其所在的东台城防司令部下辖的警卫营里，绝大部分战士的武器仍然是大刀和长矛。新四军使用的武器类型主要有步枪、手榴弹、手枪、枪榴弹、机枪和各式冷兵器等等，其中步枪主要是汉阳造(或称老套筒）、中正式（或称七九步枪)、三八式(或称三八大盖)，以及开封造、大金钩等各类杂牌土制步枪。

        手榴弹是最主要的武器之一，往往是部队兵工厂所制。老战士邱林所在的新四军3师兵工厂主要任务便是制造手榴弹。手枪也仅有两种，用的最多的是毛瑟手枪(又称驳壳枪)，另一种是勃朗宁手枪。枪榴弹算是火力较为强大的武器。老战士叶道清便曾在新四军2师兵工厂跟随枪炮大王吴运铎学习制造了大量的枪榴弹，在走访的老战士中，少有抗战时期的机枪手，使用的机枪也往往是捷克式和歪把子这种轻型机枪。在新四军的地方部队和游击队里，许多战士还用原始落后的武器，如鸟铳、土炮、大刀等等，迫击炮、掷弹筒这些火力较强的武器只有正规主力部队才得以装备，但数量也往往很少。子弹一般是每个战斗员核发三颗，明确要求在战斗中精准射击敌人，并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参加下一场战斗，子弹带里多数是用秸秆和小木棍填充的。

        新兵入伍会获得一套灰色军装，包括1顶灰色军帽，1件灰色上衣，1条灰色裤子，白色衬衫(1至2件不等)，一根灰布绑腿。军鞋在抗战初期往往是自己打的草鞋，而后更多的是分发棉布鞋(1至2双不等)。在走访的老战士中有四位是在军服厂工作或负责押的老战士——张飞、刘金花夫妇、陈桂云和朱根兴，据他们介绍，军装布料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手工纺织土布，另一种是从上海、南京通过地下党运到根据地的洋布(机器织的平纹布)，据一些老战士回忆，洋布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布料经过染缸浸染，而后裁剪，再经洋机(缝纫机)缝合。据新四军3师军服厂的老战士介绍，工厂洋机有数十台之多。

        曾有老战士就军服问题将新四军与八路军作比较，姚一汉指出“我们穿的也是从国外进口回来染色的灰色军装，穿起来更舒服，不像八路军他们穿的是土黄色的军装。老战士曹玉佃回忆了新四军北上山东与八路军会师，拔除残留日伪据点时的情形:“山东的八路军看到我们清一色的灰军装，军容整齐，看不起我们说‘一群学生军，能打什么仗！’他们日伪据点攻不下来，换我们上，结果我们用坑道战术把据点打下来了。”至于布鞋的制作，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专门由军服厂制作，一种由地方政权组织农村妇女制作。军服厂制作主要是由工厂裁剪布料制作鞋面，再由工厂提供材料送至根据地农户家中，雇佣妇女纳鞋底，再由工厂缝合，据老战士朱根兴回忆，新四军6师军工厂生产的每双军鞋，底部各有三根铁耙钉用以战士行军时防滑。村民制作军鞋则是由部队出材料，由村干部出面组织妇女分工协作，军鞋制作完成后，统一上交军工部。关于军帽，按说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在皖南事变后，就应摘除了，但也有不少老战士回忆直到解放战争爆发才摘掉帽徽。

        四、伙食、宿营和理发

        吃饭是任何时候都避不开的话题，从大量老战士的口述来看，在抗战初期，尤其是我地方政权和根据地尚未建立之前，粮食往往要靠部队自己解决，或市价购买、或作战缴获、或地方党组织筹措。粮食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粮食供应紧张，贯穿整个战争年代，战士们常常因吃不饱而出现浮肿和虚脱的情况，于是才有部队以贩盐换粮等特殊情形，但供给仍较困难。随着抗日政权和根据地的建立和稳固，改由地方提供军粮，供给情况则有很大缓解。具体步骤是先由农民上交公粮，经村上交到乡，由乡或者上面的区县负责将军粮加工成大米或面粉，各部队凭证件、手续领取规定的军粮。

        逢年过节的时候，地方政权会组织群众携带可观的粮食、家禽到部队进行慰问。部队里做饭，有专门的炊事员，有时也要战士们自己做，饭锅等炊具多向老百姓家租用。吃饭用的碗筷由战士们每人随身携带，有些部队需要向老百姓家借用，还有部队是一个班几个人共用一双筷子，伙食主要是馒头、稀粥、米饭、咸菜等。宿营则一律住在老百姓家里，不少老战士回忆说，只要通报是新四军的队伍，老百姓都会开门接待。

新四军的部分武器装备

　　理发是很少有人关注的话题，在走访中，我们遇到了两位理发员陈志祥和朱宝珍，两位老人介绍，成为部队理发员，一是由部队征召乡下的理发匠，进入部队成为正式的新四军理发员;二是从新兵中挑选新人跟随老的理发员当学徒，成为理发员，这些老的理发员军龄最长的是红军时期的理发员，使用的理发工具则是由部队专门购买配发。据老战士回忆，理发对象和发型也有所区分，凡是普通战士一律剃成和尚头(即光头)，营、连、排等下层军官剃寸头，团及以上干部没有硬性规定。有时为了起带头作用，不少连、排长主动剃成了光头。对于理发的益处，老战士的回答是头发太长容易生毛病。剃了之后更利索，负伤易于救治，平时显得精神。

        五、入党、文化程度和学习

        回忆起入党的情形，不少老战士都有共同的经历，即当指导员或班长想介绍他们入党时，他们都回答说自己已经是共产党了，他们普遍认为参加了新四军就等同于参加了共产党。据老战士们回忆，入党一般要求出身良好，品行端正，战斗勇敢，经过指导员、班长等老党员的长期观察后，由两位介绍人(特殊情况下一位)介绍入党，经过开会(很多时候没有)，进行举挙宣誓等仪式(一般情况下有)，从而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考察期(从口述中发现有三个月、半年、一年之分，有些无考察期，遇战斗等特殊情况也无考察期)，成为正式党员。这是一般的入党途径和过程，在斗争复杂的地方，接纳新党员甚至出现了歃血盟誓等特殊现象。而入党较快的途径则是火线入党，不少老战士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参加中国共产党，主要是在战斗中立有大功或表现突出，例如在战斗中自愿参加敢死队，从而立即批准为党员。据老战士们回忆，战争期间党员的准则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

        新四军被称为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新四军老战士们的文化程度也是值得关注的话，从访谈的情况看，有30％左右的新四军老战士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其中大部分是在参军前读过私塾或有小学启蒙的经历，另一部分则是在部队里识字学习而成。这些参军前就有文化的老战士中，大部分通过私塾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学习时间一般两年至六年不等。另一部分则上过国民政府或新四军兴办的小学、中学，读过初小的占多数，少数人读完高小，许多人小学尚未毕业就参加了新四军。文化水平较高的老战士则具备初中及以上学历，曾经就读过扬州中学、镇江中学、盐阜联中、盐阜二联中、淮北中学、洪山中学等等。

        能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老战士，虽与自身的努力有关，更重要的离不开父母一辈对文化的重视，典型的例子如新四军老战士田浩东，其父母是佃农，家里兄弟姐妹六个，尽管家境贫塞，父母还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读书，田浩东本人是小学文化，两位哥哥是初中文化，大姐能识文断字，两位妹姝师范毕业，兄弟三人先后参加了新四军。再如老战士范正国，其母亲很早去世，父亲拉黄包车为生，虽迷恋赌博，但仍支持他读了五六年的私塾，直到他参加新四军。在部队里，通常由文化教员负责战士们的扫盲识字，同时设有学习班安排战士们集中学习，进一步可以选送相关公学、抗大等军政学校获得系统或专门教育，通过这些途径，新四军老战士在部队里能够不断学习、提高文化，并获得深造。那些跟随在有文化的干部身边担任通讯员或警卫员的老战士们，常会得到首长在学习上的刻意关照，从而获得更多的成长机会。

        六、婚姻及与家人的联系

        婚姻是人生大事，也是老战士们都会提及的内容。据老战士介绍，他们大多从小订有娃娃亲，因为参军打仗的缘故，结婚时间相对较晚。如果婚姻按时间段划分，主要是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至朝鲜战争爆发期间、抗美援朝以后四个阶段。在走访的老战士中，以抗战时期结婚的最少，抗美援朝以后最多。抗战时期结婚的老战士中只有五位老战士，其中两位是夫妇。新四军中结婚的规定是严格的，广大老战士回忆说原则上是要符合“二八五团”(即年满28岁、具有5年革命经历、团级以上干部)的条件才行，因此我们发现广大新四军老战士在抗战时期多为单身，老战士倪万成的父母请人写信给他让他回家结婚时，他在回信中是这样回复的:“你们的信我收到了，我是不能回去结婚的，部队是不能允许的，等革命成功了，我再回去!”

        而五位老战士能在抗战时期结婚也各具不同情况，首先是老战士范富祥，他在参加新四军之前就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一个儿子。其次是张飞、刘金花夫妇，他们夫妇二人是在抗战时期相识，张飞是原江苏省委书记吴大胜的警卫员，抗战时期先后担任过团及以上首长的通讯员和警卫员，结婚征得了领导同意，获批一个星期的婚假，并得到允许将妻子刘金花带入新四军。再者是原南昌警备区副参谋长纪干，他从小订有娃娃亲，淮北中学毕业后分到新四军4师师部当文员，打了申请后得到批准，获得三四天假期，回家结了婚。最后是女战士陈日梅，她是马来西亚华侨，丈夫是原江西省军区副政委陈伊将军，时任新四军1师师部作战科科长，符合“二八五团”的规定，并且是师长粟裕做媒介绍的。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不少老战士因伤病转业回乡娶妻生子，同时，部队限制也有所放宽，尤其是到解放战争后期，长江以北已解放，不少战士请假回家结婚。但更多的老战士仍然是戎装在身，战斗在前线，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抗美援朝以后，才大批转业回乡。此时他们已经二十大几岁，有些人甚至已年过三十，从小订有娃娃亲的人履行婚约相对容易，没有订过亲的人，则主要通过亲戚、邻里、朋友、地方干部介绍，少数人通过自由恋爱寻找了对象，最终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但由于他们年龄相对较大，往往会隐瞒自己年龄以达到结婚成家的目的，在走访中我们发现，不少老战士夫妇俩年龄相差五六岁、七八岁，乃至十二岁。对此，不少老战士指出，婚前对象及其父母其实是知道他们真实年龄的，最终同意婚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老战士人品端正，二是能吃苦耐劳，三是参加过新四军和解放军，打过日本鬼子和国民党，是个英雄。

        战争中与家人的联系，是所有老战士说的最少的话题，因为事实上没什么可以言说。综合口述者的情况可以发现，少数在地方担任党政干部或参加地方游击队的老战士，尚可以与家人略通音讯，极个别战士给家里写过平安信，父母有机缘来部队探看过，由于部队调动频繁、斗争环境残酷、文化水平限制等多方面的原因，绝大多数老战士自参军后都与家人天各一方，毫无联络、直到新中国成立和自己转业回乡，才能结束骨肉分离的状况。正如老战士原44军132师副参谋长马维忠老人所说:“部队就是我的家”。这些完全印证了陈毅在《梅岭三章》中“投身革命即为家”的诗句，是新四军战士以身许国，何以家为的真实写照。

        七、对于八路军、国军、伪军的认识

        新四军与八路军重要会师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八路军5纵队南下与新四军黄桥战役后北上，会师于苏北盐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重建，华中的八路军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次亲密接触后，八路军给新四军老战士们留下了纯朴、勇敢、善良、热情的深刻印象，也有老战士回忆这些南下的八路军是西北老侉子，语言难以沟通，整编后的部队较难指挥，做事一根筋，打仗不爱动脑子，一味猛打猛冲猛攻，伤亡率太高，第二次会师是抗战胜利以后，新四军率命北撤山东，山东八路军给许多老战士的印象，是武器装备和给养不足，部队生活比较艰苦，单兵战斗力和战术水平较弱。

        至于国军，广大老战士的印象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日本人一来，丢下国土和老百姓，自己先跑了，人民生命财产于不顾。打敌人不行，打自己人有一套，在日军进攻新四军，“扫荡”根据地的时候，趁火打劫。不少老人参军时，家乡是有国军的，但是，他们没有参加国军，甚至有人不计路遥从江西跑到江苏参加新四军。询问不参加国军的原因，一条是家乡只有新四军，国民党军队早就逃跑了;第二条是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战绩、行为、宣传、动员深得人心;第三条认为国军形象不佳，纪律作风和战斗力太差;第四条是他们自己通过分析认为，国军靠不住，迟早会失败，跟着共产党新四军才能救自己救国家，才能有所作为。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抗日问题，广大老战士在指出国民党腐败无能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贡献。

        关于伪军，老战士们口中的伪军主要是和平军，即汪伪的“和平建国军”，在他们的印象中，伪军有的时候甚至比日军更为凶残可恨，他们仗着日本人做靠山狐假虎威，肆意残害老百姓，烧杀抢掠，搜捕抗日家属，袭击落单的新四军，而一旦遭到新四军部队的攻打，马上溃不成军，多数贪生怕死集体举手投降。可是也有很多人是被迫参加伪军的，有些为生活所迫，也有些被强行抓壮丁的。这些情况常常为新四军开展敌工工作，动员迫使伪军反正，里应外合拔除敌伪据点提供了机会。

        在走访的新四军老战士中也有曾经当过伪军的经历，被俘虏后参加了新四军。新四军对于有过伪军经历的士兵，采取了一系列优待措施，首先生活上予以照顾，伙食上吃的相对较好;其次是思想上，注重教育，关心和引导;在战斗中，注意保护，轻伤可以下火线。但是，到了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随着大量伪军被俘，和成建制伪军投诚进入新四军部队当中，也暴露了严重的问题，一是战斗力太弱，二是原伪军私下串联企图投往国民党军，甚至出现了集体投毒毒害新四军将士的事件。对此，新四军的措施，一是对串联投敌的伪军集体枪毙，以儆效尤;二是对原伪军部队整顿拆分，进行混编。

        八、情报的侦察与传递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新四军极为重视对于情报的搜集。情报搜集工作主要是获取日伪进行“扫荡”，“清乡”、“下乡抢粮”等行动的具体时间、地点和方案，调查日伪据点军事设施、布防情况、兵力调动等情况以备攻坚之用。情报收集分部队和地方两条线，新四军有专门的部队人员从事情报的搜集和传递工作，地方党政机关也设有秘密地下交通站，有专门人员从事情报工作，获取的情报军地相互传达，作为我军作战和转移的依据。

        情报主要靠化妆侦察、策反和打入敌人内部来获取。如让年龄较小的战士化装成乞丐到日伪据点周边进行侦察，有的小战士内穿军装外穿老百姓的破旧衣服，有的则完全普通百姓打扮，还有的战士会带着狗装作乞丐侦察敌情。据老战士单友财回忆，自己所在的新四军侦察部队曾养过好多条狗。老战士张沛曾化装成支持新四军的算命先生的徒弟，跟随算命先生在给伪军算命时进行侦察。其次是策反汉奸、乡保长和伪军军官，利用他们获取情报。

        最危险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利用参加伪军，到据点里当民工，给伪军做伙夫等方式来获取情报，其过程极其凶险，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日伪之手。访谈中两位老战士叙述过被日伪抓获的经历，一旦被敌人怀疑或识破，即遭到敌人毒打和杀害，要想活着走出牢房，一是越狱，趁敌不备逃跑;二是靠地方政府和党组织请开明人士出面利用白皮红心的乡保长将被俘人员保出来。此外，情报在各级政权和部队间传递主要依靠交通站或情报员中转，不少当过交通员的老战士在传递情报过程中都有出生入死的经历，有的靠自己的机智化险为夷免遭抓捕，有的被捕后遭受酷刑也绝不暴露身份，最后靠越狱或诈死虎口逃生。

        九、战役战斗和遗体安葬

        在受访的老战士中，绝大多数都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他们所参加著名的战斗战役主要有:郭村保卫战，黄桥战役、耙齿凌战斗、谢家集战斗、占鸡岗战斗、黄瞳庙战役、八滩王桥战斗、陈家港战斗、金牛山战斗、桂子山战斗、合德战斗、阜宁战役、淮阴战役，淮安战役，盐城战役、攻克六合城、车桥大捷、天目山战役、大中集战斗、兴化战斗、高邮战役、新安镇战斗、陇海路东段破击战等等。

新四军的臂章与帽徽

　　广大老战士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大环境下，依靠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有限的兵力和简陋的武器最大程度的袭扰、拖住和打垮了日伪军。新四军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根据地的安全为主要目的，昼伏夜行为多，接到敌情即时出动。以伏击战、袭扰战、攻坚战、遭遇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不以打大仗为追求，努力避免无谓牺牲，充分依靠和发动民众，构成人民战争的态势，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坚持抗战到底，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直至将日本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

        新四军老战士们对于自己第一次上战场的反应都有较为清晰的记忆，一种是害怕，甚至有老兵不知道打仗是会死人的，下了战场还心有余悸。他们表示，随着上战场的次数和杀敌的数量不断增多，渐渐地做到了无谓生死。另一种是不害怕，他们认为人总是要死的，战场没有什么可怕，即使死了，也是英雄，甚至有老战士表示，自己就是渴望打仗才参军入伍。但是，很多战士刚上战场的表现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一直跟着部队猛冲，不知躲闪，并不知道潜在的危险，因为他们很多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作战经验是在生死瞬间的战场上逐渐积累的，是在有了血的教训后刻苦训练中养成的。

        在战斗中，由于子弹太少，往往只有三发，又不能一次战斗中全部用完，加之步枪膛线老化，敌我间有一定距离，射击很难命中目标，许多战斗多发生在夜晚，所以，许多老战士表示即使打死了敌人，有时候自己也不知道。由于机枪很少，因此，新四军往会采取排枪射击的形式，即几枝步枪并排齐发，以达到火力较强的杀敌效果，因此常常会听到老战士说“我们一阵排枪撂倒了几个鬼子”的说法。而手榴弹是使用最多的武器之一，予以日伪军很大的杀伤。刺刀是任何时候都不得不用的，对于拼刺，多数新四军老战士认为日军拼刺很厉害，但是，日军也有高下之分，有的日军的确很厉害，也有许多日军其实并不怎么样。在走访的老战士中，有不少是著名的拼刺高手，他们的诀窍也各不相同，概括起来，一是枪刺出手的速度和反应尽量要快;二是创造条件使自己刺刀所能到达的距离比日本人远;三是拼刺前子弹上膛，拼刺的时候出其不意的开枪;四是必要的时候，牺牲自己身体不致命的地方，赢得机会干掉对手。

        谈到遗体安葬，是广大老战士迟疑或不愿提起的地方，因为这令他们想起了那些牺牲的战友和亲人。从老战士的口述中，我们发现烈士遗体的安葬流程和形式大同小异。主要是因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据老战士陆道明回忆，部队参加重要战斗的时候，会携带许多草席，一是为了方便通过泥泞的地方，二是为了包裹战士的遗体，以方便安葬。地方政权会事先制作一定数量的棺材。若在根据地及周边地区作战，在战斗结束后，家人可以认领遗体带回家乡安葬，其余的会被集体安葬在部队和地方联合修建的烈士墓中，比较典型的如泗洪县革命烈士陵园、固镇县的淮北西大门抗战烈士陵园、来安县半塔镇的皖东烈士陵园、大悟县烈士陵园、六合区金牛山烈士墓、桂子山烈士陵园、滨海县八滩镇的王桥烈士墓、阜宁县的芦浦烈士陵园、东台市的三仓烈士陵园、高邮市烈士陵园等等。如果战况惨烈，我方伤亡人数多，预备的棺材不够，只能挖坑掩埋，情况紧急的会挖大坑，将烈士遗体堆放在其中集体掩埋。

        如果是突发的战斗，战斗结束后，能带走的遗体会带走安葬，无法带走的，则会嘱咐地方干部带领老百姓进行安葬，百姓也会闻讯前来自发安葬我军烈士。但是，在抗战中跨区域作战时有发生，尤其是到了抗战后期，部队往来作战于各个根据地，运动频繁，战斗时有发生，情况复杂，对于牺牲的烈士，往往就地安葬，情况紧急来不及嘱咐地方干部、党组织或地方党政人员帮助安葬的时候，烈士们往往留尸荒野。对于牺牲烈士的身份辨别，首先是通过脸部身形直接识别，其次烈士的军装上会有身份信息，如新四军臂章内侧或军帽内侧，写有姓名、部队等身份信息，但事实上很多烈士墓都是无名墓葬。

        十、军民关系

        在访谈中，广大老战士普遍将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归结于人民群众。“老百姓”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有时甚至超过了“共产党”和“新四军”。老战士们认为，共产党新四军之所以能打胜仗，就是有人民群众有老百姓的支持，共产党新四军处处为人民，没有人民群众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四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打击日伪军，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开展减租减息，兴修水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兴办学校，使农民子弟得以上学，提高了农民文化水平。开展文艺宣传，丰富了乡村人民群众的文娱生活。新四军战士见到老大娘和年长者通常称为“妈妈”、“老奶奶”、“大爷”，平时宿营在老百姓家中，主动为百姓家挑水，帮工、打扫房屋，俨然就是一家人。新四军能够生存、发展、壮大，一刻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兵源补充、粮草供应、后勤保障、民工调度、作战向导，甚至掩埋烈士都依仗老百姓的支援。老百姓则视新四军为亲人，有困难有问题，既可以直接找战士，也可以找师首长。

        新四军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深情更多的是留在了当事者的心底。老战士张子尧回忆道，1944年8月15日，他随部队同敌人在王团荡东北方向的大刘庄作战，从十点开始交火，张子尧在与日本鬼子的作战中，被敌人机枪射中，身中四枪，被安排送到五垛医治。当时部队驻扎在前案，而天色已黑，张子尧等人不知道怎么前往医院，于是张子尧被人抬到战斗之前部队住过一两个月的王油坊，他们在王油坊被一户陈姓的老奶奶收留，几个人就住在陈奶奶的家中，陈奶奶将自己没有穿过的新制绸布衣服盖在伤重的张子尧身上。

        此后，张子尧被送后方医院医治，在身体复原出院后，张子尧买了两匹白布跑到王油坊，去报答陈奶奶的恩情，结果老人家说什么也不愿意接受。张子尧深情的说:“老奶奶心地比妈妈还好，不简单呀!”张子尧接受采访时已经一百多岁，许多往事都已模糊不清，唯有这件事他清晰地记了一辈子。老战士周仁甫则回忆，1943年，新四军3师8旅某部在东沟附近的大王庄，为了准备反“扫荡”，打算锯些树来构筑工事。树木长了上百年，老百姓有些舍不得，就向师部反映。师长黄克诚知道后，立刻指示取消这种做法。群众高兴极了，主动出主意、出人力帮助部队修好了工事。

        十一、军队纪律和训练

        无以规矩，不成方圆，纪律是军队的重中之重，新四军被称为“铁军”，强悍的战斗力就得益于铁的纪律，全军极为重视思想教育，军中有文化教员、指导员、教导员、政委等职，负责和参与战士们的思想教育，部队有学习班和汇报会，要求干部战士主动发言汇报思想，交流心得。团及以上单位办有报纸，宣传先进典型，鞭挞违纪现象。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四军军歌》、《黄河大合唱》，要求干部战士了解新四军的光荣历史和民族担当，相互监督模范地执行部队纪律。

        旅及以上军事部门设有执法队，专门负责关押看管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军官和士兵。各师、旅、团会颁发公告，明确纪律和奖惩措施，违反纪律坚决惩办。惩处措施有关押、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死刑等等，例如新四军4师骑兵团粮秣员严重违纪，虽然是老革命也执行了枪决。据老战士蒋云海回忆，在进行盐城战役前后，部队在行军中断炊，战士很久没有饭吃，大家看到地里长着许多新鲜的萝卜，都不敢去拔，但团部的司务长不听大家劝告，拔了一个萝卜就吃，被菜地的女主人看见当即大喊道:“新四军不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老百姓的嘛?为什么偷吃我们的萝卜?怎么能这样!”事情上报团部首长后，该司务长当场就被枪毙了。

        训练是许多老战士经常提及的事，据老战士们回忆，日常训练早上先出操，在跑操的过程中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四军军歌》等歌曲，出操后才开早饭。平时的训练内容主要有学习射击、拼刺、投弹、爆破、过障碍、匍匐接敌等单兵战术。到了抗战后期，为了迎接大反攻，则开展了百日大练兵，自力更生，自己耕种和战地做饭，训练竞赛，这些严格的作战训练，有效地提高了部队战斗力。

        十二、宣传和文艺演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与宣传发动工作形影不离，在所访的新四军老战士中，有不少人做过宣传员。据老战士介绍，宣传主要是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在部队和广大农村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主张，标语就把老百姓家的锅灰刮下来蘸水写在纸上，张贴在村口、路边、祠堂等显眼醒目的地方。标语的内容主要是党的主张和政策，如军民团结、团结抗日、抗战到底、减租减息、开展生产等等，宣传员还有下部队教唱革命歌曲鼓舞士气的任务，如老战士孙德明使曾是一位宣传员，经常下部队教唱革命歌曲，最熟悉的是冼星海先生亲自教授他的《黄河大合唱》。

        不少老战士回忆，部队里的文艺演出往往是取得了重大胜利或战斗动员的时候才会举行。文艺演出的内容主要有唱歌、话剧和戏曲，唱歌有独唱和合唱，话剧一般是根据真实故事加以改编，戏曲主要是地方戏，如新四军2师的是洪山戏，新四军3师是淮剧。访谈的文艺老战士有三位:阴署吾、孙玲、袁立华，据三位老人讲述，文艺兵的主要工作是学习、排练和演出，用艺术形式感染军民，宣传胜绩，鼓舞士气，调动抗战必胜的军心民气。文艺演出队伍的专业化、普及化，成为新四军文化工作的重要特色。据老战士袁立华回忆，抗战胜利的时候，她正在乡下为老百姓演出。而他们的许多战友在建国后仍然工作在江苏电影制片厂、上海音乐学院、前线歌舞团等文艺机构，成长为专家和领导干部。

        十三、结语

        新四军老战士口述史抢救整理项目已经进行到第五个年头。项目推进过程中，课题组普遍感到，老战士的口述史工作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终究是抢救性的采访，涉及抗战所有方面的老战士多已纷纷离世，大量鲜活的抗战史实、战争细节、社会生活面貌再难重现，如果口述史工作提前二十年、十年起步，那时会有今天数倍的在世老兵可供采访，他们的口述史将会构成中国十四年抗战史的鸿篇巨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留下无可比拟的宝贵财富。而这几年能接受采访的各地抗战老兵，属硕果仅存的抗战记忆载体，他们已届耄耋之年，多数身患多种疾病，很多访谈是在医院里、在病床上完成的，老战士们在与病魔和疼痛中回忆革命经历，常使人产生“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慨。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出版的中期成果，由于按照规范的口述史出版物整理编辑，从而使读者耳目一新并获得了较高的专业评价，然而，其间对于录音文件转成文本的工作却非常艰辛，不仅要辨识口述者的口音，形成流畅可读的文字，还需要对口述者提及的地名、人名、番号、职级逐一考证，更要对口述史料出现的嫁接、错漏和遗忘部分进行纠错增删、拾遗补缺，但我们始终认为该项课题国内唯一，此后难续，使命光荣，值得付出。当前，项目已全面进入后期文字整理的工作阶段，我们将一如既往本着兢兢业业的态度，力争将毎一位老战士的口述变成可信的文字，为逐渐远去的抗日战争留下独具特色、生动鲜活的民族记忆。

华中根据地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