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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历史经验

来源:​湖北日报  作者: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  日期:2021-8-25 11:37:28  点击量:[]

      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历史经验  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

  越是困难越向前的钢铁意志,是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战中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

  《李先念文选》已经出版多年,这位出自大别山区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抗日战争时期转战在武汉外围的抗日名将,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其间,他有许多电报和文稿,可惜大都毁于战火。收入《李先念文选》的18篇文章,是劫后余存的文献中的一部分。它内容丰富,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它内涵深刻,揭示了新四军第五师成长壮大和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创的客观规律。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重读这些文章,品味新四军第五师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历史经验,格外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如下几点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

  李先念同志是在武汉沦陷以后,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时的1938年11月下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延安出发来豫鄂边地区的。

  当时的豫鄂边地区呈现着严峻而复杂的形势。这里是中日正面战场的前沿,敌人的近后方。15万日军以武汉为中心,沿着铁路、公路、江河等交通线遍设据点,控制着沦陷区的县城和主要乡镇。在敌后农村,敌伪顽匪横行霸道,把这个地区弄成一个极其混乱的黑暗地狱。

  武汉外围地区在土地革命时,党曾建立起鄂豫皖、湘鄂赣、湘鄂西三个苏区,红军长征转移后白色恐怖异常严重,除了在豫鄂边、鄂皖边、湘鄂边的少数地区尚有红军游击队活动以外,大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均被反动派摧毁殆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后,红军游击队编为新四军东进苏皖抗日。所以当李先念同志来到豫鄂边地区时,“只有为数极少的共产党员在豫南、鄂中、鄂东、鄂南等地发动抗日游击战争”(以下括号内引文均为《李先念文选》中原文)。

  除了敌方强大、我党我军力量弱小外,要在武汉外围开辟敌后战场,面临的又一困难是孤悬敌后,无法得到兄弟解放区军民的直接帮助。

  就是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李先念同志奉命率领一百余人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和六十余名随行干部,从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豫南确山县竹沟镇出发,经鄂东到鄂中,将党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队穿珠成串,会聚成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并进一步发展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我军的迅速壮大引起了日伪顽的极度恐慌,日伪军频频对我根据地发动“扫荡”和“蚕食”,一些顽固派则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从而使本来就很险恶的环境愈加显得严峻。以李先念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以钢铁般的意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高举抗日和民主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声张民族正义,不仅在这里站住了脚,而且迅速发展壮大了人民抗日武装力量,成立了新四军第五师,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一步一步将豫鄂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胜利。

  依靠群众开展人民战争,是新四军第五师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

  以李先念同志为代表的豫鄂边区领导人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坚定不移地高举抗日的旗帜,把斗争矛头始终对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汉奸、伪军。李先念同志说过:“只有在日伪面前毫不畏惧,积极行动,才能使自己巩固与扩大,扩张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从而提高民众的抗日情绪和信心。”在武汉沦陷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因国民党军溃退和日伪军烧杀,造成了豫鄂边地区社会上的严重“恐日病”,而治好这种“恐日病”的方法,正是新四军发起的余家店战斗、新街战斗等一系列积极抗战的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战期间,豫鄂边区新四军共对敌作战4260余次,歼灭日伪军43770余人,使沦陷区的1300余万人口获得解放,建立了拥有主力部队5万余人、民兵30多万人、土地面积9万多平方公里的豫鄂皖湘赣边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豫鄂边区的新四军第五师,在抗战中特别注意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人民战争,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诸如李先念同志所归纳的:“利用日伪和顽军之间的矛盾”;“我活动地区除山地外,还有湖泊,日寇之特种兵无法发挥作用”;“日伪集中优势兵力对我大‘扫荡’、进行大包围时,我则避实就虚,跳出包围圈,分散打击敌人;日伪追我反复‘扫荡’、极易疲惫,不能长久支持,我则可以抓住其弱点,集中兵力给以痛击”。此外,“发动民众破坏公路、桥梁,断敌交通;不断袭击日伪之小据点,使敌时感恐慌”等等,“都是我们经常采用的对付日伪‘扫荡’的好办法”。李先念同志在《日寇“扫荡”之战术及我反“扫荡”之经验》一文中,对于这种全民总动员的抗日斗争方式,作了精辟的总结和介绍。这也是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而能坚持到抗战胜利最主要的经验之一。

  新四军第五师还经常采用“伏击”、“长途奔袭”、“围点打援”、“攻坚”和“阻击”等多种形式,发起较大规模的战役和战斗。以叩开武汉西大门的侏儒战役为例,五师部队依靠军民的相互支援,从1941年12月7日开始,到1942年2月4日止,历时近两个月,对敌作战14次,歼灭和击溃了伪军两个师,俘虏伪军950余人;同时还打退了日寇7次增援,毙伤其200余人,开创了汉(阳)沔(阳)边的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战役是李先念同志所指挥的五师由小部队的游击战变为游击兵团的游击战,有时还转入大兵团的运动战的战术变化的典型标志。

  在豫鄂边区的抗日战争中,既有主力部队的南征北战,也有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配合与支援。李先念同志把“巩固和扩大地方武装”称之为“使主力部队如虎添翼”,因此十分重视这项工作。他指出,这就是“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居民象血肉一样联系起来,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

  豫鄂边区所实行的全民武装的抗日战争,不仅注重军事斗争,而且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按照“对伪军工作的方针”,“对他们,主要是从政治上争取,辅之以军事力量的打击,以军事、政治力量的灵活运用,来促成伪军的瓦解。”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豫鄂边区曾连续取得应城伪军郭仁泰部1000余人反正,汉阳伪军1500余人起义及以后襄南多批伪军倒戈的胜利。在地方工作方面,还成功地进行了摧毁伪政权,开展统制贸易等斗争。此外,“还组织各种群众团体,进行群众战争动员,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极大地调动了边区工农群众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抗战和生产两个积极性。”李先念同志深刻地指出:这是五师取得生存和发展、夺取胜利的一个“基本因素”,是挫败日寇“以战养战”阴谋的重要战略措施。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新四军第五师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李先念同志在《关于编写新四军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谈话》中曾总结说:“五师的迅速成长和豫鄂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充分证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

  在武汉外围的近40万国民党军队中,有正规军,也有地方游杂武装;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有桂军、川军、西北军等各个派系。他们中除了少数顽固派反共比较坚决外,大部分国民党军队都有抗日热情,不愿专事内战。据此,豫鄂边区的党和军队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统战工作。

  “对于一切抗日友军,都是以最坦白、最诚恳、最亲切的态度去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李先念同志曾亲去川军的127师联络,并与其师长陈离交为“好朋友”。新四军第五师的广大指战员也纷纷开展交友活动,利用各种关系,写信、送慰问品、发传单,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西北军、川军、桂军合作抗日,友好相处。”原西北军何基沣、张克侠的部队,从我军组建之日起,就通过个人关系和新四军保持秘密联系,并在人员、装备、经济等方面给予援助。有的在奉命被迫向我进攻时,能先来送信,并在阵前朝天放枪,以作敷衍。当然,诚如李先念同志所说:“团结和合作都是互相的。当友军同日军作战时,我们也尽量给予帮助。”例如:1940年5月日寇大举进攻襄樊时,新四军“集中兵力配合正面友军夹击敌寇,在平汉路两侧及随县、枣阳、安陆一带分头袭击敌伪据点,破坏公路”;“友军125师一个团被伪军刘文光部包围时”,新四军“急驰援救,敌围遂解”;新四军八字门野战医院“收容各部友军受伤的官兵达300余名”;国民党江防军在安陆与新四军“配合攻敌,相处甚欢”等等。新四军第五师主动与抗日友军作战略、战役和战斗配合的事例不胜枚举。

  新四军第五师在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合作的同时,对于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挑起反共磨擦的反共玩固分子,进行了“严正的自卫斗争”,坚决给予反击。斗争的方式,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

  在自卫作战过程中,豫鄂边区军民始终坚持抗日、团结、进步的方针,进行“火线统战工作”,对大小悟山的鄂东地方顽军头目刘亚卿的“三捉三放”,在社会上成为美谈。

  豫鄂边区在统战工作中,始终坚持“争取和各党、各派、各阶层、各抗日军队团结抗日的方针”,跟“许多积极的抗日分子与开明士绅,如信阳县长李德纯先生,应城县长孙耀华先生等”建立了真诚的合作关系。边区有上百位知名的国民党官员、开明士绅参加各级政府或“人民代表大会”、“参议会”的工作。在“三三制”政权民选中,有的地方曾出现共产党的当选人数超过额定三分之一比例的情况,即使多一个,党组织也坚决退出多占的名额。不少地方在开展拥军优抗活动时,对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和他们的家属也给予帮助和优待。

  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新四军第五师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与豫鄂边区胜利的抗日武装斗争、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相适应的,是其颇具特色的党的建设。

  这里的党组织是由分散逐步实现统一的。在武汉沦陷前,豫鄂边地区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指导下,已有不少县(市)恢复和重建了党组织。然而在各地沦入敌手后,这些党的组织一时与上级机关失去了联系。他们虽然各自拉起了抗日队伍,但大都缺乏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在个别地方甚至还受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去领导敌后游击战争。是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给豫鄂边区的党组织指明了方向,在中原局成立和刘少奇、朱理治、李先念等同志先后到达中原地区后,“豫鄂边区的党组织和部队才实现了全面统一”。但是,在少数中层领导干部中仍然存在着分散主义和违犯纪律的错误倾向,边区于1940年8月在白兆山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李先念同志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从总结部队作战的经验教训中,说明部队集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重要意义,并对不服从统一领导和指挥的个别同志进行了批评。“经过这次会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加强了边区党对军队的领导。”到皖南事变后的1941年6月间,新四军第五师又在白兆山召开了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切实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这样,新四军第五师就成为一支驰聘中原敌后战场的很有战斗力的部队了。”

  在党的建设的诸多问题中,以李先念为代表的豫鄂边区领导人特别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李先念同志指出:“五师的干部,真正可以说是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其主要基础有四:一是“党中央从延安派来的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和当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干部”,“约有一百多人”;二是“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沦陷前后撤退来的白区党的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三是当地斗争实践中“新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四是大后方的“地下党”陆续派来的干部。五师在使用干部时坚持了“任人唯贤,人尽其才”的原则,能够信任并大胆使用知识分子干部,并“在处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方面”,都“做得比较好”。李先念同志特别注意维护领导班子的团结,他反复强调:“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干部的团结,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

  在干部队伍建设中,以李先念同志为代表的豫鄂边区领导人,十分注意提搞大家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文化程度。他要求干部自觉遵守纪律,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严格要求自己,特别是要重视学习,以适应形势的变化。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明确我们的军队是为真理而奋斗的,因而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树立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思想,要有为革命牺牲的精神,要坚决勇敢,要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不仅要掌握一套军事本领,还要学会一套政治本领,善于进行斗争。李先念同志的这些要求,在实践中都得到较好的落实。

  豫鄂边地区整风运动的胜利进行,对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的建设工作起了良好的保证使用。自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作出《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决定》的通告以后,部队中立即开展了“战时整顿三风”的工作。审查干部和调查研究工作也进一步得到了促进。1943年11月18日,边区党委作出了《关于彻底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为了加强领导,边区成立了以任质斌同志为书记的总学习委员会。1944年2月到7月,边区又举办了有近百名干部参加的高干整风班。根据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边区党委努力使整风运动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在审干工作中,由于坚决抵制了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那套错误作法,因此避免了扩大化的错误,保护了边区的大批干部。

  综上所述,《李先念文选》中所收集的18篇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不仅象一幅珍贵的历史画卷,展现了豫鄂边区军民在敌伪顽分割、包围、夹击环境中,浴血奋战、艰苦创业的动人情景,而且也是一面清晰的明镜,一部科学的教科书,一份前进的启示录,是正在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人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来源:湖北日报 2015年08月31日

 作者: 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

 编辑:胡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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