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长征路 壮哉监利人

江泰尧

恢宏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典籍中一部最凝重的传奇史。经过82年时空变幻，其教育意义更加深远。

长征，对于人民军队意味着壮烈的牺牲、辉煌的胜利和精神的崛起。

长征，是我党我军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发扬光大，永远激励着我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地奋斗。

中国工农红军以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慨，迈开万里长征的胜利征程，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

毛泽东主席生前以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高度概括长征的全过程，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长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山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长征的胜利，宣告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促进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纪元。

在作家魏巍先生的笔端里，他将长征之路描绘得更是文艺化，称之谓“地球上的红飘带”！让人们以无尽遐想……

有人曾统计，二万五千里之路，中央红军从出发的8.6万人，到抵达陕北减至3万余人，每前进300米就要倒下一名勇士。如此壮烈的牺牲奉献，是中外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友人斯诺先生称之为“震惊世界的行军”！英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先生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里说：“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在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这悲壮的远征大军里，人们曾否想到，誉为革命老苏区的监利县，有多少优秀儿女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股革命洪流？这个数字是永远无法说清的了，更不可能道出参加者的尊姓大名来。长征中倒下的监利人都是钢铁勇士，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无名英雄！

幸存的监利老红军周琳同志，生前曾记叙长征那段苦难岁月，字里行间饱含着对战友深情，而今阅读起来仍是那么亲切感人。这位时任红二方面军特派员、收容大队大队长的他，是长征路上走来的最后一人！长征之艰辛，究竟有多苦、多难、多险？是我们后辈无法想象的。至此，不妨与大家一起重温周琳同志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这段文字（摘录），相信人们一定会潸然泪下、感慨万千！

“草地……行走快到20天左右，我们的负担逐步加重，前面掉队的愈来愈多，先头部队每天都有累死、饿死、病死……的人躺在部队走过的路线两边，有许多怀里抱着枪趴在地下，眼睛还朝着部队远去的方向，一只僵直的手向前伸去，压在草地上爬、拖过的印痕，留下黑紫色的血迹；有的仰卧在草地上，深陷的眼窝里那双已经变得灰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蓝天；有的嘴里咬着野草佝缩在草丛中，默默地死去……我们许多战友冲锋陷阵，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炮下，却被这儿漫无人烟的荒漠无情草地给吞噬。……新的坟头上有的压上他戴过的那顶八角帽，有的插上他用过的那根弯曲的小拐杖，有的竖起他怀里抱着那杆长枪，有的立着他曾经号令全军奋勇向前的那只冲锋号……这里，唯独没有他们的名字。……后来，坟头也没有了，泥泞的水草地深处，哪有黄土可找？草地里捡来的和本大队牺牲的战友，只能用荒草把他们盖住，每当我草草安葬一个坟土堆都没能得到的烈士们，我的难过与痛苦无法形容！有时，突然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群乌鸦和秃鹰，扑到我们烈士的草堆上哀鸣，让我愤怒至极，抢过勤务兵的枪，狠狠地射杀一通。几个川、滇籍的小战士劝慰我说：这里有一种安葬法叫天葬，现在又有了这种草葬，也算得上‘革命成功’的他老人家们有个好的安身之处！……我自己身上的伤，不知道能否坚持走出草地，我也曾告诉勤务兵和这几个川、滇籍的小战士们，一旦轮到我‘革命成功’的时候，也用这种草葬法，与这些‘草芒裹身’的战友们永远相伴。当大家沉痛而艰难地向前挪动的时候，都会情不自禁恋恋不舍地再回过头去，看看那些渐渐远去的睡在这坑坑洼洼的水草地里的战友们，心里默默地向他们说喊出一声：亲爱的战友们，永别了！”

一次次历尽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一次次突破生死绝境，涅槃重生。红军以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忠贞不渝的理想信念，铁心跟党走，最终到达胜利的坦坡。血与火的洗礼，熔炼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军队，锤炼出人民军队的一代精英。

监利老红军周琳同志，原名周新山，从参加革命直至逝世前，一生只有一个愿望：“革命成功，老百姓不受欺负，人人都有饭吃就行！”简练朴实的语言，就是一个共产党人真诚高洁的品质。他是祖国的忠臣良将，民族的先锋战士。生也忠诚，死也忠诚。祖国的大地留下了他的足迹，祖国的江河留下了他的血红。九次重伤，二等甲级残疾。虽然未授予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二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62年12月7日，因战伤转移肿瘤在北京逝世。中央军委和民政部批准为革命烈士，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纪念堂一厅。

监利老红军薛少卿同志，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没收委员会副主任，武装动员科科长，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组织部长、东北军区组织部部长、辽北军区第一分区政委，嫩江省委组织部长兼地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空军训练部第二部长、工程部部长、空军工程学院院长、国家三机部副部长、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空军顾问，曾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二级解放勋章。1955年授少将军衔，1988年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10月3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监利老红军朱茂绪同志，曾任红三军教导团副团长，与团长卢冬生同志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长征到达陕北后，奉党中央毛主席派遣，他与战友贺德斌等人即刻南下，参与了新四军的筹谋与组建，并任新四军四支队8团参谋长，贺为一营营长。皖南事变后，朱茂绪又任新四军作战科科长，是新四军军部的三大参谋之一。后来主动请令赴前线，调任新四军二师任五旅14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抗战胜利的前夕，牺牲在安徽肥东县黄疃庙战役，从此英名埋没七十一年，至今才被故乡及家人知晓。

监利老红军赵海清同志，长征到达陕北后，积极地投身于抗日前线，转战大江南北。1949年随王震将军部队西征入疆，驰骋天山南北。1954年10月随部队集体就地转业，曾先后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五师副师长，博尔塔拉（博乐市）蒙古自治州副主任兼农恳局长，兵团级顾问。他一生扎根在祖国的大西北，以屯垦戍边为己任，无私奉献守边疆。为了新疆的发展与进步，一生再也没回过故乡，他扎根新疆，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故乡的人民永远眷念这位坚强的军垦战士。

监利老红军严成钦同志，1930年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方面军战士，电台报务员。抗日战争时任八路军359旅718团电台队长，八路军驻武汉、衡阳、桂林办事处报务员，延安（军委三局）无线电通讯学校教员。解放战争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电台队长，西北野战军四纵三科科长，延安无线电通讯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防空军通讯处处长，防空军一军副参谋长，福州空军雷达兵部主任。国防科工委指挥自动化研究所所长。1965年集体转业国务院四机部，任第28研究所所长，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1981年任该所顾问。1955年授上校军衔，1962年晋升大校军衔。曾荣获三级八一、三级独立、二级解放勋章。人民功臣奖章，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章等。1984年以副部级待遇离休，2012年6月19日在南京逝世，享年96岁。

 监利老红军魏国运同志，1932年参加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排长、连指导员、师直俱乐部主任、十团党总支书记。抗战时期，任八路军侦查参谋、股长、科长，抗大一分校队长。1945年任襄南军分区参谋长、地委委员，新四军五师十三旅参谋长，鄂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解放后，任荆州军分区副司令员、副政委、空军23师政委、广州、武汉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政治学校校长兼政委、空军工程部部长。1955年曾荣获二级八一、二级独立、二级解放勋章、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88年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17年6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

经过长征洗礼的监利人，故事丰富，可歌可泣，个个都是英雄豪杰。限于篇幅，本文恕不一一赘述。

国防大学教授罗海曦同志（开国少将罗章之子）曾做过深入研究。红二方面军参加长征的人数约有1.7万余人，但活到建国后的幸存者仅有1千余人。其幸存率仅占十分之一，真可谓九死一生！按这个概率推算，可以大胆设想，监利县约有数百人参加了这次悲壮的远征。经文献辑录查证，参加长征的监利籍幸存者不过30名左右。为了阅读的方便，现将名单附后，以备查存。笔者孤陋寡闻，惟望大家不吝赐教补正。

长征幸存者监利老红军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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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江泰尧

编辑：胡峻